就在皇太極駕崩後的第六天，即八月十五日，多爾袞集團與豪格集團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刻。可事情的發展卻走向了另一端，兩大集團卻戲劇性地議定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登基。六歲的褔臨榮登大寶，由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兩位叔王共同攝政。
多爾袞為什麼會突然放棄帝位，去擁立一個不懂事的孩童？代善、濟爾哈朗及兩黃旗那些手握重權的大臣又怎會突然轉變風向，甘心垂首去輔佐幼主福臨？這看似不可能實現的第三條路徑，卻成為強勢的兩派最終的選擇。其實在權力鬥爭中，出現這種局麵，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事。鷸蚌相爭往往得利的是漁翁，更何況鷸蚌並沒有真的鬥到兩敗俱傷。
多爾袞的選擇有著現實的需要在裏麵，他如果一意孤行，在權力賽道強行超車，其後果有可能車毀人亡。他必須要麵對代善、濟爾哈朗、豪格等諸王貝勒不讚成他稱帝的現實，他不想因為奪權造成家族內部的四分五裂。但他奪位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也不會讓自己的侄兒豪格取得皇權。叔侄二人關係鬧得很僵，一旦豪格登基，他的結局將會很難看。經過一番利益權衡，雙方如果都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共同去成就第三方利益，不失為一種最佳的選擇。其實這種權力格局內部的求穩心態，是各方經過權力博弈後所產生的結果。福臨的的確定可以說是經過了一番勢力的較量才定下來的。立順治，可以說是各權力集團之間達成的妥協，這種妥協來自於八旗分權製衡的具體表現。而豪格一方的支持者，並不是隻認豪格一人。隻要符合皇子繼位的正統權力交接製度，代善、濟爾哈朗和兩黃旗大臣都是能夠接受的。
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做法，挽救了大清政權，也將滑向分裂邊緣的滿洲八旗拉了回來。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看在這場權力博弈中得到實惠的第三方，其獲勝的秘訣又是什麼？六歲的福臨能夠嗣登大寶，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生母孝莊文皇後。
年過而立的孝莊利用代善的懦弱，籠絡住他；與三十三歲的多爾袞聯姻，使之傾心於她。盡管史書在這裏用了隱晦的筆法，但透過那些迷霧般的文字依稀可尋蛛絲馬跡。“太後下嫁”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聯姻關係，它隻能是一種政治行為，借著婚姻來尋求權力庇護，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權力與利益的融合，而非情投與意合。“太後下嫁”在這裏隻是一種權力手段，托舉著自己的兒子福臨直上權力巔峰。
福臨能夠嗣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由孝莊在“五宮”中所處的地位所決定。這就是權力係統上層中的“子憑母貴定律”。
皇太極的“五宮”後妃都是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博爾濟吉特氏，屬於草原貴族。孝端皇後膝下無子，她與孝莊文皇後是親姑侄；皇太極的其他兩宮也有一皇子，比福臨小，而且母親的地位與孝莊皇後相去甚遠。博爾濟吉特氏家族為了夯實在朝廷的特權地位，她們就必須將孝莊之子福臨抬到皇帝的位置上。
濟爾哈朗與多爾袞攝政，接著多爾袞又采取果斷措施，奪去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的權力，將諸王貝勒等歸入都察院的稽查範圍。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自己的權力之路掃清障礙。
在這之後，多爾袞掃蕩中原，為大清政權一統立下了汗馬功勞。多爾袞這時候受封“皇父攝政王”，而他當初的政敵濟爾哈朗則受封“信義輔政叔王”。作為實權派的多爾袞擁有頒發諭旨的權力，無限接近於皇位。在這之後，他又找了機會幹掉了豪格，將其妃子占為己有。這時候的多爾袞雖未稱帝，但其權勢卻不輸給皇帝。就連幼帝福臨和孝莊文皇後也不免為自己的處境所擔憂。他們並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隻是權力的尋租者，說不定哪天就被連本帶息地收回去。
三方集團的博弈——
多爾袞沒有等到收租子的那一天，就走到了自己的生命終點。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死在了喀喇城（今河北灤平）。孝莊母子至此方算從權力大盤中解套，對這對母子來說，下一步就是如何將皇權集中。順治皇帝頒下詔書，“暴多爾袞罪行於中外”，將其生前爵位全部收回。少年天子以雷霆萬鈞之勢，宣告皇權的強勢回歸。
母子二人這麼做，是給那些大臣們看的。但凡與皇權掰手腕的人最後都沒有好的下場。
皇帝年齡太小，而自己的那些叔王一個個握有重權。在這種權力機構中，攝政體製就成為均衡權力集團各方利益的產物。加上大清開國兩位帝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沒有確定儲君製度，所以才引發了權力紛爭。攝政體製既要確保帝係傳承的合法性，也同時要顧及到努爾哈赤嫡係子弟的權勢。經過權力集團的內部平衡，才出現了叔王攝政，代行皇權這樣一種特殊時期的特殊結構。
同樣的權力模式在順治死後又重新上演了一遍，順治帝的八歲皇三子玄燁繼承大統，改元康熙。順治在自己的遺詔裏命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臣。與前麵的親王攝政不同，輔政是在皇室宗親、諸位貝勒都還健在的情況下，出現的另一種權力模式。這種製度之所以能夠得到推行，是因為經過前麵幾代的權力稀釋，這時候的皇室宗親手中的權力已經不如往昔那般強大。沒有強大的權力，就沒有話語權。索尼等四異姓臣分執權力，這是孝莊文皇後為了強化皇權做出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