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是解決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並不適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雙方皆大歡喜，作為強勢方的皇帝要有寬廣的胸襟、用人識人的才能、誠實守信的作風和玩轉權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這種權力困境。
--官家的“分離定律”:
“飛鳥盡，良弓藏”，皇帝與功臣始終都難擺脫這種權力困境，曆史的話劇也如同盜夢空間的陀螺一直旋轉下去。當權力運轉進入到這樣一個怪圈，作為局中之人越掙紮，沒頂的幾率也就越大。每個朝代都無可幸免地迎頭撞上，所以，這應該與皇帝的個人素質無關，而是權力通道出了問題，造成一種習慣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經濟理論來形容兩者的關係，說他們是一種委托代理關係。也就是說，皇帝作為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手裏控製著帝國的產權，但他又分身乏術，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親力親為，於是就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
皇帝給功臣們派發高薪，政治上讓他們享受高職位。皇帝用這些現實的利益來換得功臣對皇權的一顆赤膽忠心。皇帝的底線，就是這些功臣們不要動不動就造反。對於任何一個皇帝來說，要讓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世傳下去，就要將功臣造反問題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誰將會造反的時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為皇帝懷疑的對象。這是一種很要命的邏輯，因為這種完全靠內心推理來完成的命題，對於功臣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趙光義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國家來說，麵對的不是外患，就是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因為無形則讓人無從察覺。
這句話也同樣道出了皇帝在處理與功臣關係時的那種無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沒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腦門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沒有辦法來鑒別。我們可以大膽設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們能夠掌握一種密碼，我們姑且把這種密碼稱之為權力分離碼。這種權力分離碼能夠讓皇帝破譯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而且不會混同。這樣的話，這道權力困惑的難題或可解決。可這隻是設想，卻無法付諸實施。更何況帝王的權力操守也因人而異，就算有這種權力分離碼，他們也未必會當回事。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洪武年間那場血雨腥風，也就是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
由於開國功臣的權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國初期權力係統的一種三權分肥的現象，也就是相權、將權、皇權的權力分肥製。對於將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朱元璋來說，這是他根本無法接受的。朱元璋是從社會底層打拚出來的，他無法接受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權謀。如果自己不出手製服，那麼後果將無法想象。朱元璋決定先拿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太子朱標勸阻父親，“誅夷過濫，恐傷和氣。”朱元璋聽後很生氣，扔給他一根荊棘枝，讓他撿起來。朱標怕刺紮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說:“我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著為子孫拔刺想法的朱元璋將誅殺功臣的行動推向極致，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還不依不饒拿他大做文章，將他的罪行逐步升級，不斷擴張打擊麵。胡惟庸的罪狀被定性為“通倭通虜”，也就是投敵賣國。在任何時代，賣國賊都是全民公敵，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殺算不得冤假錯案，有自取滅亡的成分在裏麵。但是因為一個胡惟庸，將大批無辜的開國功臣卷入進來，這是令人發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傳遞出的一個信號，他要沒收相權，重整一個嶄新的權力係統。既然殺戮已開，殺一個也是殺，殺一萬個也是殺。朱元璋索性將所有懷疑對象都冠上“胡黨”的罪名，一個都不能少。
有人評論“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這句話道破了皇帝與功臣之間的那點貓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