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儒家思想作為招牌，卻不給儒生以管理國家的權力，反而任用並不信奉儒家觀念的胥吏來進行殘酷的治理。這個時候，在君、吏、士三者的關係當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現，而酷吏正是君權的直接體現。
--酷吏的利害計算:
酷吏是中國古代官場的特殊群體。我們都知道“合法傷害權”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錢，而這種本錢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們把這種參與權力分肥的本錢用到了極致，甚至超出了人類的思維。酷吏的酷，是對於犯法者動輒處以極刑。在權力係統秩序井然的官場上，酷吏是一夥善於投機的人。在皇權遇到麻煩，需要酷吏站出來清除障礙的時候，也是酷吏迎來自己時代的良機。他們會不斷將自己的“合法傷害權”升級換代，將這種傷害能力兌換成“政績”以獲得提拔。而對於政績的評定，又取決於統治集團意誌的體製中，酷吏總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權力的地表，成為一支強勁反彈的潛力股。
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突發奇想決定製造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的提法，的確是瘋狂者的瘋狂想法，這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劉徹信方術所致。古人經常以白鹿為瑞祥，白鹿出沒，則與仙人為伴。後來的說法更加玄乎了，說“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盡管劉徹那個年代還沒“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的說法，但白鹿被視為吉祥之物的說法已經確立。
下麵我要說到的這個人叫顏異，時任大農令，也就相當於國家的農業部部長。
作為部級幹部的顏異很能幹，也非常廉潔，綜合考評來看也算是一個好官。漢武帝對他還算器重，將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被封為“九卿”，“九卿”是秦漢時期對中央各部門長官的一種尊稱。
漢武帝劉徹就征求顏異對造白鹿皮幣的意見，顏異並不客氣，明確表示反對。他說:“現在各王、侯朝賀用的禮物都是白色的玉璧，價值隻幾千錢，主次很不相稱。”
劉徹本來是想聽好話的，結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對顏異的言論很不滿意。
皇帝的心理反應是下邊人揣摩的重點，看一看那些權臣們又有幾個不是皇帝肚子裏的蛔蟲。不過像顏異這種官場一根筋的人物，每個時代也都少不了。沒有一根筋，又何以襯托出其他人的八麵玲瓏?
有人就根據劉徹不高興這一政治動向，給顏異“找碴兒”了。估計這撥“找碴兒”的人，多數是顏異的政敵。
於是，“找碴兒”的人就站出來告發了顏異，漢武帝就派長安吏張湯負責這個案子。善於捕捉政治風向的張湯本來就與顏異有舊怨。對於張湯來說，這是一個將顏異整趴下的良機。
沒有等到張湯親自動手，就有人站出來告發顏異。告的是什麼呢?很怪，隻是一個表情。
有人說:顏異與客人談到緡錢(西漢時期出現的新稅目)等法令時，他的表情不對。客人說這些法令製定得不符合國情，擾民。顏異當時一句話沒說，隻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張湯就抓住這一微妙的動作，開始大做文章，向漢武帝上奏說:“顏異見法令有不恰當的地方，不到朝廷陳述，反而在心裏非議，應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誹’。”
張湯真是太有創意了，張嘴就給人定下一個罪名。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這比一千二百年後整死嶽飛的“莫須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張湯給人定罪的藝術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張嘴就在中國曆史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刑名，叫“腹誹罪”。顧名思義，你就是一句話不說，心裏有不滿也照樣能治你的罪。張湯這種給人定罪的藝術，來自於他在司法實踐中的大量總結。他總結出的理論很有“後現代”氣息，可以稱為“政治上正確”的始祖。理論不算太高深，但實用性卻非常強大。
史書是這樣評價張湯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用現在的話來說，皇帝想給哪個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張湯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羅證言、證物，甚至不惜造假，給那個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從輕處分的，張湯就采取另一種辦法，讓手下少用證據，甚至毀滅證據來達到減刑的目的。也就是說張湯的腦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內心的利害計算，是建立在皇帝滿不滿意的基礎上的。
在張湯的一手操辦下，漢武帝時期恢複了漢初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妖言誹謗罪等嚴刑峻法，對那些應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張湯的閃亮登場，使得文景盛世寬厚之風蕩然無存，西漢也由此進入了酷吏的美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