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案子是“巫蠱”案。漢武帝還沒有登基前為膠東王時娶阿嬌為王後，登基後封為皇後。這個皇後就是“金屋藏嬌”中的那個陳阿嬌。帝後感情雖篤，遺憾的是陳皇後始終沒能為漢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漢武帝巡遊至姐姐平陽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陽公主府上的歌女衛子夫(其弟就是後來平定匈奴的大將軍衛青)，遂將其納入宮中，因為懷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寵愛集於一身。陳皇後不甘心失寵，召女巫楚服為其祈禱，以圖漢武帝能夠回心轉意。時間久了，引起武帝懷疑，就命張湯來審理這個案子。楚服仗著背後有皇後在撐腰，並不買賬，從而激怒了張湯。張湯一怒之下將楚服以“巫蠱”定罪，牽連到宮中三百餘人，均被處以死刑。此案辦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興，張湯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為廷尉，成為最高司法長官。張湯辦的這個案子純粹是為了迎合漢武帝不滿皇後忌妒的需要，基本上是一樁冤案。這對仗勢蠱惑人心者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皇帝後宮的安全來說也絕對有利。但也由此得罪了宮中一部分人，人人自危。
第二個案子是淮南王劉安謀反案，這個案子倒是證據確鑿，張湯明白謀反大案都是皇帝最為忌恨的案子，從律令上來說又是十惡不赦的，而且謀反案人少是反不起來的，所以，他辦起來更是殺氣騰騰，審訊時，所有能讓人魂飛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數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簽紮，或火烙，或煙熏，無所不用其極，每到審訊之時，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滿地，慘不忍睹。僅此一案，就有兩萬多人被殺。
張湯辦的第三個大案仍舊是謀反案。在審理淮南王謀反案時，張湯已經偵得衡山王劉賜也參與同謀，但武帝不想牽連過多，就將此事壓了下來。孰料三個月後，劉賜的太子劉爽上了一個奏折，告他的弟弟劉孝與父妾通奸，並與父親串通謀反。武帝下令張湯立即查辦。結果劉賜自殺，此案也造成兩萬多人被殺。
兩個案子共誅戮四萬多人，可謂殺人如麻。在張湯這樣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極不穩定的，可以根據需要對法律加以解釋和利用，可以隨意放大法律的傷害權。特別是在迎合人主需要時更是隨意地曲解法律。
張湯眼中的世界無所謂法律不法律的，隻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這樣做的好處可以得到皇帝的喜歡，受到器重，最終可以達到挾天子以壓百官，挾刑威以虐萬民。
張湯迎合主上的目的是為自己手中的權力尋租，借此為放大自己的“合法傷害權”尋找靠山。換句話說，也是為日後曲解法律尋找正當性的根據，最終達到一種自己能隨意地出入人罪、曲解法律的狀態。由於法律規定的剛性和具體案件的個性，也需求法官根據具體案件進行平衡，這在客觀為酷吏們曲解法律提供了正當性借口。欲其生則附生義，欲其死則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的目的無非是唯官、唯內、唯反、唯來、唯貨，為個人目的服務，是用國家權力進行尋租。而公權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尋租的，迎合人主的需要就為權力尋租上了保險。
這三件案子張湯辦得相當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漢武帝更多的寵信，衡山王謀反案辦完的次年，張湯就升遷為禦史大夫，地位僅次於丞相。
像張湯這樣的酷吏階層是附屬於政治統治者的次統治階層，是統治階層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不同於鷹犬型人物，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曆來都受統治者的歡迎。前秦時期就有“路人以目”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是統治集團直接放在民間和大臣們中間的“眼睛”。
張湯作為皇帝一手提拔起來的酷吏，在漢武帝的授意之下瘋狂地打擊那些豪強權貴。
漢武帝時期之所以屢出重拳依靠酷吏來打壓豪強，有他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權與地方豪強在經濟領域的二元對立，打壓豪強的目的是為了“國進民退”。
張湯作為一柄利器，被漢武帝深深地紮進豪強們的心髒地帶。
漢武帝利用張湯這樣的酷吏誅滅豪強，並借助張湯們之手，推行嚴酷路線。
在嚴打豪強的過程中，由於程序正義的缺失，酷吏撈政治資本心切，有時也將打擊麵擴大化，經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為廷尉，每年要辦一千多個案子，大者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裏，近者數百裏。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終“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其中當有多少冤獄，多少枯骨。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著成為職場紅人，黑獄風雲可屢自史冊窺見。《史記·周勃傳》記其感歎，“吾嚐將百萬之眾，今始知獄吏之貴”。《史記·周亞夫傳》記其在獄中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不吃飯也許可致人死，但不至於嘔血死，這或是當時黑獄的一種例行死法吧。《史記·李廣傳》記其不願對刀筆之吏，自刎而死。《漢書·司馬遷傳》記其“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西漢獄吏之尊，且大多都屬於法外之刑。從酷吏到獄卒，沒有幾個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