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可以說是寄生在政治統治者進行政治活動中的特殊權力團體，它猶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雙刃劍，用好了可以為他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披荊斬棘，用不好反為其所累，在這裏有一個度的把握。通常情況下，酷吏是在特殊時期當政治鬥爭出現“白熱化”時，皇帝才會亮出的雙刃劍。
說到酷吏，我們繞不開另一個重要的時期，那就是武則天在臨朝稱帝的前期。
武則天為了對付潛在的反對派勢力，一介弱質女流居然動用了鐵的手腕，實行了十餘年的“酷吏政治”。她采納了侍禦史魚承曄的兒子魚保家的建議，在朝堂上設置銅匭，專門用來接收天下人的投訴。通過此項製度的推行，武則天很快培養出一大批酷吏。這些人大都是一些市井無賴之徒，性情殘忍自不必說。在當時新舊勢力交鋒的轉折時期，舉報謀反或打擊武則天的政治異己，成為官場最快的升遷路徑。尤其胡人索元禮的快速提拔，大大刺激了其他酷吏，周興和來俊臣就是其中的代表。
索元禮因為告密受到武則天的召見，被直接提拔為遊擊將軍(五品以下武散官)。武則天還專門交給他一項特殊任務--審詔獄，也就是專門審理武則天點名的案子，當然這些案子都是事關武則天政權穩固的大案要案。索元禮的殘忍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每審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來。他的逼供手段花樣百出，名稱很特別，稱為“鐵籠”“曬翅”。至於兩種逼供手段具體怎麼操作，今天已經無從考證。那些高級官吏也在他麵前魂飛魄散。武則天對索元禮的治獄能力非常欣賞，經常賞錢賞物。粗略統計，在當時經索元禮之手判處死刑的官員達數千人之多。
暴政培養迫害狂、虐待狂，成為曆史上的“酷吏鐵律”。
索元禮的榜樣作用是無窮的，周興、來俊臣也是有樣學樣。兩人很快也像索元禮一樣做到了酷名遠揚，很快從酷吏階層的中低級職務上升到高位。既然越酷越有利，那就索性將酷進行到底。酷吏的“合法傷害權”與歹徒的施暴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理性的，後者是非理性的。這種經過嚴格計算的惡行，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理性惡行。理性惡行的執行者在操作前都要經過對風險和獲利的權衡計算，看一看是風險大於利益，還是利益大於風險。清朝的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在監獄裏走了一遭，用自己的親身體驗留下了一部現實版的“監獄風雲”--《獄中雜記》。作為儒家子弟的他以孟子的“術不可不慎”來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他說，那些作惡的酷吏也未必就是十惡不赦的人，說到底還是由他們的職業性質所決定，權力賦予的“合法傷害權”驅趕著他們去行使這種惡。在政治和法治的雙重缺陷所導致的劣幣驅除良幣的權力困境中，這種理性惡行成為古代官場規則的幫凶，四處留禍。
兩人不光在官的職級上超過了索元禮，就連辦案用刑的手段也超過了自己的前輩。兩人的合作使得酷吏辦案的手段得到了創新和升級:豢養幾百個流氓惡棍，隻要想陷害誰，就指使這幾百人從不同的角度捏造事實。當種種偽證在手之後，他們就會對人犯濫使酷刑，不容不招。
為了全麵總結自己的工作經驗，來俊臣還與另一酷吏萬國俊合寫了一本《羅織經》。《羅織經》是本要人命的厚黑絕學，雖然隻有薄薄的一卷，僅數千字。如此短而精的寫作體例，隻在老子的《道德經》裏才出現過，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這樣一本與《道德經》字數相當的小冊子，成了酷吏們手中爭相傳閱的《葵花寶典》。它講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從密告手段講起，再告訴使用者如何給指控對象編造謀反一類的重罪，特別是編造情節、捏造事實的技術講得很詳細--讓編造者自己到最後都無法分辨真假了。
周、來、萬這幫要命的“天才”還發明了一套比索元禮更多的刑訊措施，如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武則天故意利用高壓政策，放手任用這些酷吏，被殺的和遭流放的動輒幾十、幾百，甚至上千人。有時候，我們在讀這些曆史片段的時候，往往隻停留在惡的人性層麵上，卻忽視了惡的社會層麵。酷吏周興、來俊臣等人的生存法則就是對於自身利益的考量，這種利益的考量是他們惡行的最大動力。他們在將利益留給自己的同時，也將惡行帶來的傷害留給了別人。官家定律追根溯源就是為了權力的存在和保持，而這種存在卻成為良性製度的破壞。
武則天利用酷吏打擊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對自己上位的大臣，因為這些人並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這個李家媳婦的手裏。他們極端仇視武則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為激烈。武則天要實現個人的政治理想，隻有拿出鐵的手腕，來打擊這些複辟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