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不僅僅是固有的中國傳統學術，也包括現代有關我國人文的學術研究。晚清李鴻章常常說的一句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促成這一變局發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強以及現代文明的到來。如果沒有西方知識體係及學術分科進入中國，也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一些傳教士將自己在中國遊曆的見聞當作異域風情介紹給本國讀者，其中多數是對中國人的直觀描述，其中以美國明恩溥的《中國人的特性》影響最大。一些留學海外的中國學人受到這些著作的影響，開始研究國民性，其中以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祥林嫂》、《孔乙己》等最為典型。魯迅小說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反映了20世紀上半期在動蕩的社會生活中混跡於底層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魯迅用藝術的手法書寫20世紀的中國現狀，批判國民性，以期國民從鐵屋中覺醒。其後李宗吾的厚黑學、李敖《醜陋的中國人》、黎鳴的《中國人批判》等一係列思潮都從魯迅那裏得到啟發，以偏激的話語發泄對國人的不滿。
與之相對，也有從相反的角度書寫中國人的例子，如辜鴻銘和林語堂。1915年辜鴻銘的《春秋大義》（英文版名為《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而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辜鴻銘說：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麼，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無獨有偶，另一位精通西學的文學家林語堂在也從正麵闡發中國人精神，即《吾國與吾民》（又名《中國人》）。這本書是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作與代表作。由於本書將中國人的性格、心靈、理想、生活、政治、社會、文化等做了細致入微的刻畫，並與西方人的性格、心靈等作了相應的廣泛深入的比較，所以自1935年出版以來，在海內外引起了轟動，曾譯成多種文字，在西方廣泛流傳。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1935年寫作該書時正值民族最危急的時候，林語堂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喚起國民的自信，共同抗擊日寇。
與林語堂一樣，錢穆先生作《國史大綱》也是在民族危機最為深重的時候，所不同的是錢穆側重於考察中國曆史的得失，餘英時將其概括為：為故國招魂。
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深信中國文化和曆史自有其獨特的精神；他的一生便是為尋求這個曆史答案而獨辟蹊徑。《國史大綱·引論》所說的“於客觀中求實際，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正是這一路徑的具體描寫。但這在他不是空論，而是實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抗戰前夕寫成的。書中“招魂”的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但“招魂”意識全幅呈露的絕大著作必推《國史大綱》為第一。為了說明中國史的獨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為對照，這也是百年以來中國史學的共同傾向；中西對比是永遠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遠不可能停止，因為這是傾向宏觀或整體論的中外人文學者所不易克製的一種“超越的衝動”（餘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