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軍總指揮蔣介石到達南昌之時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黃埔建校以來從未顯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
還有權勢的炙手可熱。
還有看著碗裏想著鍋裏的渴望。
喜歡歸納曆史的美國人（前美國總統尼克鬆）認為：當蔣的軍隊出師北伐，試圖用軍事手段統一中國的時候，中國有些地方在外國人手中，有些地方為軍閥所割據，還有些地方處於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蔣在挺進途中逐漸聚集起中國最強大的軍隊，幾年後，中國統一，他被擁為統治者。然而，這種統一主要是在名義上而不是在實際上。蔣壓倒了對手們，但並未製服他們。尼克鬆深深記得第一次與蔣介石交談時的印象：
蔣常穿筆挺的黑披風，剃光頭，在私下會見中態度嚴肅，不苟言笑。他有個習慣：我講完話，他總要急促地說聲“好、好”，使人覺得他有點神經質。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堅韌的神情，黑色的雙眸偶爾也放出光芒。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他一直環顧房間，可是會談一開始他便自始至終兩眼盯著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於評論的蘇聯人（當時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往中國的代表C。A。達林）列出了這一時期的時間表：
1926年12月8日，牯嶺（廬山）會議結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蔣介石是一副很關心和體貼人的樣子，為安排政府委員和客人們的轎子還費了不少心，儼然是一個“正人君子”，他是最後一個坐上轎子的。
12月10日夜，政府從九江遷往武漢。大家都來到碼頭上，輪船已停在這裏了。夜裏很冷，政府委員們已經坐在船艙中。蔣介石來了，他輕鬆愉快，滿麵笑容，和大家特別客氣，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別，因為他不去武漢，而將留在南昌。
清晨，輪船向後坐了一下，就起航朝武漢開去。把一個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個政權中心拉向武漢。12月10日，政府成員在武漢受到十萬遊行群眾的隆重歡迎。就在這一天，南昌和武漢的鬥爭開始了。12月15日，蔣介石下令禁止漢口罷工，然後緊接著發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裝。命令一道接一道從南昌發來。製定了反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各種辦法。南昌成了國民黨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為首者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為何頑固地堅持定都南昌呢？
1925年，孫中山死了。在他身後留下了一個“三民主義”，一個早已沉溺於中國的權力角逐的接班人蔣介石。
蔣介石在1924年從莫斯科訪問回國後，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這使他頭上多了一頂導師的桂冠。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他憑借隨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俱來的對軍隊的控製權，成為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不像孫中山用身體力行和政治鼓動贏得別人的忠誠和尊敬，而是以看得見的錢財和看不見的未來籠絡人心。他消瘦，能言善辯而不帶誇張，機警的黑眼珠轉來轉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
孫中山死後，無人再來約束國民黨，黨內右派和左派的衝突完全公開化。蔣介石是右翼領袖。國民黨在舉國沸騰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於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國民政府（廣東國民政府）。爭奪孫中山的繼承權的角逐這時尚未明朗。蔣介石擔任了軍隊的總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辭一樣漂亮的汪精衛擔任政治上的黨主席，他們以脆弱的合夥關係分享黨內領導權。1926年3月，蔣介石試探性地向共產黨發動了一次陰謀襲擊，挑起了“中山艦事件”。因時機尚不成熟，清洗共產黨的初衷並未得逞。一石三鳥，沒有打走共產黨，卻攆走了國民黨中的一老一少：胡漢民和汪精衛，這同樣令蔣介石欣喜。在他的權力走廊中又踢除了兩塊絆腳石。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兩個人在香港換船時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麵而過。現在被尊崇為“左派”的汪精衛又回來了。而共產黨人並未因“中山艦事件”引起足夠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躍在正在抵製英貨的香港，到處組織農會和工會。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們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率領下奔赴軍隊各階層。牆壁上到處可見他們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勞動者要奮起！打倒外國的文化侵略！砸爛不平等條約！”黃埔軍校禮堂的牆上有三幅外國壓迫中國的宣傳畫：一幅是1842年焚燒鴉片；另一幅是外國軍隊1900年進入北京時用槍和刺刀屠殺義和團；還有一幅是外國人在1925年的五卅慘案中用機槍向學生、婦女和兒童掃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