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特別是在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美國外交官裏，有一個巧合就是叫“約翰”的特別多。戰後，有人曾把蔣介石的覆亡歸咎於四個“約翰”———約翰·謝偉思、約翰·戴維斯、約翰·費正清和“約翰”介石。這是開玩笑的話，但也因為蔣的發音與約翰的英語發音（JOHN）近似。即使在美國，有相當多的不大注意外交史的人已經分不清這些“約翰”了，別說是中國人了。
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曾被美國當局指控為“丟失中國的人”。在這份名單上，始終名列前茅的是謝偉思，盡管他思想上一直在考慮不能丟失中國。謝偉思和戴維斯都是傳教士的兒子，出生在中國。他們的中文都很流利，但同他們在一起的人多半講英語，這又使他們的英語毫不遜色。他們的少年時代，難免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成年之後，他們回到美國受教育，並考上了外交官職業。對一個初露頭角的外交官來說，經常注意顧全別人的麵子，不仗勢欺人，用建議的形式而不要用粗暴或過於直率的語言提出主張，對他們來說多少有益。他們學會了忍耐心，支持毛澤東革命發展的那種忍耐心。
1941年5月，謝偉思乘飛機到了重慶，參加大使館的工作。高斯大使不久也來赴任。高斯因在上海期間敢於對日本人持強硬立場而出名；但另一方麵，30年的領事生涯並沒有使他產生太強烈的親華意識。他在大使館安排許多能書寫和說漢語的工作人員，經常派他們到各地旅行和參加社交活動，從而使美國駐華使館成了對中國的事情消息最靈通的機構。高斯相貌平平，一本正經，常常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煙。中國人認為他難以接近，稱他是“鐵麵觀音”，對他頗感不悅。如他一位同事所說的，“他冷若冰霜，總是說‘不’”。但高斯對謝偉思還是很中意。
謝偉思幾天之後，在招待會上第一次遇見蔣介石及其夫人。
“謝偉思，多好的名字呀！”宋美齡在別人向她介紹他時說，“我希望你能為中國服務，謝偉思。”
那時的中國，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照白修德的說法，是“兩個凍結的實體”，他們曾經短暫地、不熱乎地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但此時都在為各自的目標努力……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在中國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打擊日本。為此，差不多所有在中國的美國人都一致地希望說服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戰。
但是，美國對共產黨人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誰也沒有注意柯樂布———一個哥倫布的人物。他是一名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在二次大戰初期，就經曆了橫渡印度洋的驚險航程後到達中國。他在一次同日本潛艇的遭遇戰中，被抓去當壯丁運送彈藥，並留了一把胡子。他到了中國，向那時還是上海的總領事高斯報到，並問有什麼指示。高斯刻板地說：“給我把胡子刮掉！”柯樂布在10年前就提出：如果同共產黨人交朋友，除了有可能進一步了解毛澤東的長遠計劃外，肯定還能得到好處。他們可以提供日本軍隊的情報，他們還可以幫助可能跳傘到他們地區的轟炸機的機組人員。高斯大使指定謝偉思想盡辦法去了解共產黨人。
另一位傳教士的兒子戴維斯，就出生在四川樂山。“七七事變”後，他被調到漢口，結識了周恩來、史迪威、陳納德、卡爾遜、史沫特萊等在中國曆史上起過作用的人物。
珍珠港事件後，戴維斯作為史迪威將軍的外交參謀，重新回到中國。很快成了這種格局：一個約翰———約翰·文森特在高斯大使手下工作；兩個約翰———戴維斯和謝偉思在史迪威手下工作。
1942年夏初，戴維斯三次拜訪周恩來。
“我請閣下吃飯，您接受嗎？”戴維斯這樣說的時候，周恩來奇怪地一笑。後來戴維斯才知，自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後，重慶的大酒店都不敢供應高級食品。但“新生活運動”規定，隻要有“外國朋友”同席進餐，食物和飲品便可以不受限製地供應。在吃飯前，周恩來同戴維斯談了許多問題。戴維斯說，羅斯福總統再一次向蔣介石表示：美國所給予蔣介石的援華軍火，不得用於反共。
周恩來點點頭：“我們一向主張團結抗戰，而且永遠實踐團結抗戰。去年華北百團大戰，打的時候沒有任何配合，打完了也沒得到任何補充。但我們並不因此抱怨。這一點，我希望通過你，破除一些人的造謠，反誣我們虛構戰績，豈有此理！”周恩來再次說明，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打日本；中國共產黨人歡迎美國官方代表訪問延安。
戴維斯將談話整理交史迪威，並給高斯大使一份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