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八路軍不是很了不起嗎？”史迪威在重慶經常聽到這句話，今天又從戴維斯口中聽到。他雖然對此不太相信，但從職業上說他對此又很感興趣。他曾通過史沫特萊，認識了被他稱為“中共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周恩來，及中共軍隊參謀長葉劍英。他認為共產黨的“軍事政策自由”和“動員民眾”的政治要求不明確，“是一貫的口號”。但從個人的角度看，在拜訪和與周恩來及其隨員共餐後，史迪威發現他們“襟懷坦蕩，彬彬有禮，態度和善，為人表率”；與身著毛領大衣、腳穿皮靴的國民黨“新式拿破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他眼中，周恩來很英俊，有教養，有禮貌，深為外國人所喜愛；葉劍英像大多數“赤色分子”一樣，被選入了“好人”的行列。在同他們談話後，史迪威欣喜地發現，在中國還有這樣一塊綠地，沒有被權勢所腐蝕；共產黨這幫人熱誠，精力充沛，他們正在追求中國革命久未實現的目標……史迪威也承認，除在1938年與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話留下的良好印象外，對共產黨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了解。他聽說八路軍有50萬人，共產黨的勢力正向華北迅速發展。據某些報告說，山東省隻有一個縣還在中央政府控製下。他重返中國以來，和共產黨的間接接觸，也就是這次戴維斯向他報告與周恩來的談話。史迪威在這之後，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蔣介石說，如果委員長同意，他將率領共產黨的隊伍去進行奪回緬甸的戰役。蔣介石也少有的開了句玩笑：“那我願服從史迪威將軍的命令！”史迪威雖然還記得這句話，但並沒有更多地注意共產黨，他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站在前台的蔣介石身上了。
謝偉思則在這一年中被派往西北的蘭州。美國外交官沒有到過那裏。去過蘭州之後，謝偉思又向東旅行到河南洛陽。那裏正發生大饑荒。他於這年11月回到重慶後，立即與文森特一起，到周恩來那裏去，討論他在河南親眼目睹的一些苦難情景。對美國人來說，同周恩來會見，可以了解共產黨人的想法，這種會見，已是司空見慣的事。這次，周恩來帶了林彪一起談話。林彪不久前被派往重慶，幫助設法使毛澤東和蔣介石達成某種和解。會談時，周恩來、林彪告訴美國外交官，期望美國對中國情勢采取如下行動：一、運用美國對國民黨的影響力，改善情勢；二、重申美國希望看見中國“有真正的民主”；三、承認中共是對抗法西斯作戰的參戰者；四、美國對中國的補給品撥一部分給中共。
謝偉思在談話完畢後，比以往更擔心了，認為中國不大可能有和睦狀態，更多的是對抗。他回華盛頓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人們現在已不再想知道能不能避免內戰，而是想知道能不能至少推遲到戰勝日本之後……即使衝突避免了，這個國家本來已經緊張的經濟狀況仍將緊張下去或惡化下去，也許會導致經濟崩潰。如果發生內戰，這種經濟崩潰的可能性當然就更大。
也有這樣的可能，經濟困難也許使疲於戰爭、征兵過度和抽稅過度的農民成為共產黨完全的沃土，從而出現一場超越中國共產黨人目前聲稱正在謀求的溫和的民主的革命。而且，即使美國沒有在物資上或外交上支持國民黨而招致共產黨人的仇怨，這個共產黨政府也將比較傾向於同蘇聯友好合作，而不是同英國和美國。
由於這些原因，因此，做出努力不讓中國國內局勢惡化，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使局勢有所改善，看來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共產黨人認為，外國（顯然是指美國）對國民黨的影響是可能使局勢改善的唯一力量。他們承認，外國對中國內部事務提出建議，不管提得多麼圓滑婉轉，要成功是很困難的。但是，他們認為，反映比較了解情況的外國人的意見，對國民黨領導集團中比較有遠見的人，如蔣委員長，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謝偉思又說，如果美國能說服蔣介石讓美國觀察員到毛澤東在延安的與外界隔絕的總部去，也許是有益的，直到那時，到過延安的美國人隻是少數幾個記者。謝偉思認為，雖然記者傳播的第二手情報是有用的，但是到過延安的記者大多“似乎傾向於共產黨”。他接著說，“我認為最適合於到共產黨地區去的美國代表是懂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兩個人。他們要適當長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還要在遊擊區進行相當廣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們根據一次在官方導遊影響下的短暫訪問寫出報告……”
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對謝偉思的建議一再點頭；在重慶，蔣介石委員長狂躁不安，他認為這都是那個“尖刻的喬”———美國派來的同盟軍參謀長史迪威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