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國際漢學大盛，外國學者多由域外而溝通本部，但路徑各異，歐美集中於西域南海，日本學者為求領先，重視所謂“滿鮮”、“滿蒙”。朝鮮的日本殖民當局在相對穩定了統治局勢後，出於政治目的，有意擴大加深東亞各國的聯係，從1917年起，每年組織官、公立學校的教職員為學事視察團，分別前往日本（以朝鮮人為主）和中國的華北東北遊曆（以日本人為主）。同時注重東亞的考古和曆史文化研究。
1924年，京城帝國大學預科開辦，1926年設法文學部，師生多為日本人，如首屆法文學部學生共70人，其中日本人51名，朝鮮人19名。1929年該部首屆畢業生中，法、哲、史、文各科的日、韓人分別為30、1、3、9人和10、6、2、7人。相繼任教的東亞研究者如服部宇之吉（兼任總長）、兒島獻吉郎、藤塚鄰、今西龍、高橋亨、加藤常賢、辛島曉、玉井是博、市村瓚次郎、田中豐藏、宇野哲人等，多曾來華留學、講學或遊曆，與中國學者聯係廣泛。今西龍還被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通訊員，據說曾拜師柯劭忞。該校法文學部分設法律、政治、哲學、史學、文學等科，講座種類旨在發揮特長，強調重點研究中國、日本、朝鮮三者的文化關係，認為朝鮮文化由中國發源甚多，古代不僅介紹中國文化，也向日本輸入自己的一技之長。近來與日本關係加深，而日本與中國的聯係持續，研究三方關係，在闡明日本文化方麵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認識世界研究焦點的東洋文化至關重要之事。
另外，長期駐華的今關天彭曾由德富蘇峰推薦，參與編寫《日韓合並史》，到過漢城。當時在朝鮮的日本人對中國文學藝術興趣極高，為此今關天彭曾在京城俱樂部演講多次。他對殖民政策雖無異議，但對總督府隻憑武力鎮壓也表示不滿，主張尊重朝鮮的傳統學者。他認為朝鮮以儒學治國，儒生的勢力強，各地書院多，著名學者的社會影響大，而總督府對此缺乏認識，一味使用軍隊和警察。他與朝鮮經學院大提學金允植相識，並由其介紹，結識了朝鮮青年學者第一人的崔甫善。以後崔因政見不同而被流放到濟州島。
自1909年起，日本即開始關注對中國的考古發掘。辛亥以後羅振玉、王國維等人避難京都，所帶去的甲骨及殷墟出土古器物引起內藤虎次郎、富岡謙藏等人的關心。1916年，從歐洲歸國的濱田耕作提出殷代金石過渡期說，並計劃發掘遺跡。東京的林泰輔、鳥居龍藏、大山柏等認為中國局勢複雜，應朝著中日合作的方向發展，較易著手。而中國方麵與此不謀而合，也在籌劃建立新型考古學。1922年初，北京大學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籌設考古學研究室，囑托正在日本京都留學的張鳳舉、沈尹默拜訪濱田耕作，請求指教。濱田耕作對於中國設置專門的考古學研究室十分高興，詳細介紹了日本東西兩京考古學的狀況，並根據其學養和經驗，對中國同行提出了全麵意見和建議。他主張考古學與美學相聯係，不要僅僅作為史學的輔助研究；應預定計劃，以便將來成立獨立的考古學研究所；應視考古研究為自然科學，與理科的生物學相同；同時收集中國和西洋的材料，進行比較研究，以免偏蔽，為此，要積極培養年輕而通外文的人才；設立教授、學生研究室和陳列、實驗、圖書室；多收集中國文物，與外國博物館和大學進行交換；推薦於東方考古素有研究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勞佛來華任教，並開列了總價值千餘元的考古學應備書目，還贈送京都大學出版的兩冊考古學報告。後來該研究室的規劃設施顯然依照了這些提議。
1925年，濱田耕作和東京帝國大學的原田淑人以及朝鮮總督府的小泉顯夫、原來“滿鐵”的島村孝三郎等人鑒於日本當時考古學研究機構基礎不好，如東京帝國大學的考古標本室很亂，也沒有什麼書，欲圖振興，希望與中國學者合作，以便參與殷墟等實地發掘，遂籌劃組織東亞考古學會。當年9月下旬，濱田耕作、原田淑人乘再度發掘朝鮮樂浪郡漢墓之機相繼來華。這時中國的考古學正在起步，各地的國學研究機構均十分重視，也希望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合作支持。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與北京學術界廣泛交流意見，“以為東方考古學之研究，非中日兩國學術機關互相聯絡不易為功”，並舉行學術報告會，得到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的馬衡、沈兼士以及陳垣、朱希祖等人的積極響應，雙方決定合組東方考古學協會。為此，首先邀請馬衡訪問朝鮮，參觀當時引起國際學術界矚目的樂浪郡漢墓發掘。朝鮮總督府於1921年設學務局古跡調查課，從事調查和保存，在此之前即發掘樂浪郡漢墓，所得豐富寶藏令世界震驚。10月中旬，馬衡如約前往朝鮮，先後參觀了樂浪郡漢墓、江西郡高句麗時代的古墓壁畫和朝鮮總督府的博物館，與京都大學教授天沼俊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村川堅固、田澤金吾，朝鮮總督府博物館館長藤田亮策、小泉顯夫，京城大學預科校長小田省吾、教授名越那珂次郎、高田真治、黑田幹一，東京美術學校講師小場恒吉，新潟高等學校教授鳥山喜一等暢談，並於漢城書肆為北大國學門研究所的歌謠研究會購買朝鮮本小說歌謠數種。歸國後在北大國學門舉行演講會，報告此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