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長
1990年夏天，我平生頭次出公差，目的地昆明，去看雲南白族作家張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書稿，提出審讀意見，並與作者協商修改方案。
這是舊時代傳承下來的文學編輯工作風格，一部書稿，尤其長篇小說稿，一般都會經曆這個過程--編輯看，提意見，作者改，編輯再看，作者再改……如是者三，最終出版。為此，像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樣的老牌大社，都有自己的招待所，專門接待來改稿的作者。作者常常懷揣牙刷牙膏換洗衣服到來，一住半年，隨時與編輯切磋，來回琢磨。現在新時代了，這套作風已消失。
火車晃晃蕩蕩五十多個小時，終於到了昆明。張長把我帶到一家招待所住下，說：旅途勞頓，先好好睡一覺，明天開始工作可好？我當時一陣恍惚，隻覺得房間像一節火車車廂，仍在一路向南；對麵坐著的張長，也好似列車上旅伴--長途火車把我徹底坐暈了。
第二天上午再見麵，才穩下神來打量張長。五十多歲，精瘦，眼窩深陷，眉間常緊鎖，顯得思慮很重，很有苦苦寫作的模樣。他是新時期雲南文聯較早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家，七十年代末，得過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次的長篇小說書稿名叫《綠太陽》。（後來出書時，張長的同事、詩人於堅幫他起了個新名字：《太陽樹》。）
這部書稿幾經修改，1991年正式出版。我為這部書稿，也兩下雲南。
省文聯在翠湖邊，昆明最美的地界。我兩次去都住在湖邊一家招待所，一日三餐就在文聯院裏換著人家吃百家飯。時日一長，與不少作家成了好朋友。老一輩的有寫《歡笑的金沙江》的彝族作家李喬、詩人曉雪；中堅一代的有黃堯、湯世傑；年輕一代的有於堅、王洪波，等等。
第二次去，恰逢雲南省文聯召集筆會，北京來了不少人，其中有汪曾祺。張長知道汪是我父親西南聯大的同學，關係近，托我邀汪去他家做客，想求汪一幅字。我滿口答應，隻讓他多備酒。我知道，老頭兒嗜酒，喝高興了，別說一幅字，有求必應。
我去酒店接汪曾祺。與他同來參加筆會的、因長篇小說《少年天子》得了茅盾文學獎的北京作家淩力女士也在場，聽說要去吃飯，淩力申請同行。她說，“我這一路寸步不離汪先生，他是大美食家，跟著他，吃好的。”
我們一行到了張長家，隻見桌上馬爹利、紹興黃酒、法國紅酒、五糧液一字排開。“不知道您愛喝哪種，都準備了點。”張長說。汪曾祺克製地客氣道：“都嚐一點兒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