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之所以委基辛格以重任，是因為他覺得，基辛格在著作中提出的一係列見解和主張，能夠針對七十年代動蕩多變的世界形勢，代替已經過時失效的美國外交政策，是他不妨用來一試的擺脫美國困境、重振美國地位的惟一良方。
基辛格果然不負重任，他很快搭好了自己的班子，在白宮動手幹了起來。
根據美國國會1947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和1949年對該法的修正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是“統一有關國家安全方麵的內政、外交和軍事政策，以便軍隊和政府各部、署（局）能更有效地合作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總統的顧問，協助總統進行決策。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是協助總統謀劃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的主要顧問，基辛格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主持它的日常工作。
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麵設有七個小組（或委員會），其中有國防計劃研究委員會、處理一切重要問題的高級研究小組、處理秘密情報的40號委員會、監督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的核查小組和對中央情報局進行指導的情報委員會。所有這些有關軍事、外交與情報的小組，都由基辛格負責。“國家安全委員會成了美國決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機器，而基辛格則是這部機器的總工程師。”
基辛格這樣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首先，我要向總統提供采取行動的最大選擇範圍。
第二，總統一旦作出決定，我要按照他的意圖精神去貫徹執行。
第三，當他問到我的意見時，我有幾分像顧問。”
《紐約時報雜誌》也引述過基辛格的話。他說：“我的職務是要向總統提供最大量的選擇機會。我堅持每人的意見都得到聽取，我沒有塗改提交給總統考慮的文件的原本。我把各種抉擇、各種各樣的意思，都收集起來後，把它們綜合起來。我也向總統提出自己的判斷。但是，我是公正的。”
話雖如此，可實際上這位總統助理在上交呈文、轉述意見、提供選擇、監督執行等方麵都擁有很大的權力。由於他處在美國這部龐大的軍事、外交機器的總樞紐的重要地位，同尼克鬆保持著最密切的聯係，他就不僅僅起—種谘詢和協助的作用，而是比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在更大程度上參與了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
基辛格在白宮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個鑲有尼克鬆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寫著一句話：“贈給亨利·基辛格：善進良策，獻身爾職，逾於所司，永誌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鬆”。
作為總統助理，他的任務是多方麵的，並不僅僅限於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他是尼克鬆的幕僚，在外交政策方麵為之審時度勢，出謀劃策，“運籌”於白宮之內，“施展”於千裏之外。
他是尼克鬆的顧問，每當尼克鬆遇有疑難問題時，他就提供情報、主意和辦法，為之排解困難，尋求出路。
他是尼克鬆的特使，曾多次出國訪問，他坐飛機的次數比尼克鬆本人還多。
他是尼克鬆的談判代表，前後十多次到巴黎參加關於越南問題的秘密談判，最後同越南方麵達成“關於結束越南戰爭和恢複和平”的協議。
他是尼克鬆的代言人，經常由他從白宮吹出風來，透露尼克鬆的政策意向。比如，尼克鬆要調整美國同西歐的“夥伴關係”了，首先由基辛格拋出所謂“新大西洋憲章”的構想來。
他又是尼克鬆的守護門神，當美國人民反對侵越戰爭的浪潮向白宮陣陣襲來的時候，由他出來進行掩飾辯解，應付社會各界抗議，維護尼克鬆的政策和地位。
對於總統來說，他實在是一根須臾不可離身的拐杖。尼克鬆在給基辛格的信中寫道：
“說實話，我不能想像沒有你，政府會成為什麼樣子。”
“我國在過去兩年裏對外政策的許多成績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你的努力和遠見。”
客觀地講，基辛格無愧於這樣的評價。
以“敵”為師，向周恩來學習談判
從某種意義上看待競爭對手，其實應是自己最值得學習和模仿的老師。一個善於向對手學習的人，必知人知己，百戰百勝。中美兩國長期敵視，在破冰之旅中，聰明的基辛格從曾經的敵手周恩來那裏偷學了很多令他受益匪淺的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