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目標是，托賓想為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貨幣流通速度與利率的關係，建立一套穩固的理論基礎。
為什麼這項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據貨幣數量理論，也就是後來所謂的貨幣學派的主張，這種敏感度並不存在，除非偶發的巨變，要不然貨幣的流通速度應該為一常數；至於社會大眾的支付習慣、銀行體係以及金融技術等各方麵的變動，雖然會影響貨幣流通速度，但這些改變都非常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財政上的激勵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減稅，如果不同時增加貨幣供給，並不能對財貨與勞務的總支出產生任何效果。同樣的解釋也可擴大到民間投資部門自發性的變動上。就這一點來看，托賓同意弗裏德曼以及其他貨幣論者所說的，貨幣因素影響重大，但托賓並不同意他們認為貨幣決定一切的論點。
早在1947年的實證研究論文裏，托賓讓資料來說話，很清楚地肯定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曲線，但托賓並不滿意凱恩斯對流動性偏好所作的解釋。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偏好流動性現金，是因為預期利率將會上升到和過去“正常”繁榮時相當的水準，因而持有債券會遭致資本損失。費爾納這位後來在耶魯與托賓共事的經濟學者，曾在學術期刊上和托賓有過友善的辯論，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續低於投資人的預期水準，凱恩斯實在不能將之視為一種“均衡”狀態。費爾納所主張的就是後來所謂“理性預期”的模型建構原理，托賓也讚同他的觀點。
就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問題，托賓提出了兩篇較具說服力的論文。一篇發表於1956年，主要立論係根據管理交易餘額的存貨理論。托賓後來才知道，他在這方麵的論點，大都被鮑莫爾領先一步，不過每每談及這項模型人們通常還是把他們兩人的名字並列。第二篇論文發表於1958年，對凱恩斯“投機性動機”的貨幣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詮釋，也就是規避風險。人們可能會偏好流動性，而且非現金資產的利率愈低，流動性偏好愈高。這倒不是因為預期平均會有資本損失，而是因為在資本利得與資本損失發生機率相等時，對資本損失的擔心程度，超過了資本利得的價值。
事實上，在托賓論文模型中的資產，有一項是無風險性資產，後來曾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興趣。托賓覺得不盡完善的是，在自己的分析中，把安全性資產隻和一種風險性資產來配對，以此來代表其他的狀況。這種加總的方法是沿襲凱恩斯的，他以一個利率來泛指所有非貨幣性資產與負債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托賓曾證明，他的結論能夠推廣並適用到多種風險性資產，而且其收益與風險各有不同。風險性資產組合的選擇，即各種風險性的相對權數如何，基本上和決定風險性資產與安全性——即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是多少，是毫不相幹的。這套“區隔理論”，正是林特納和夏普所發展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式的核心，這套理論廣受財務管理的師生所喜愛，許多投資經理人與理財顧問也用此來計算各種不同證券的“貝他係數”。
有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爭，以及連帶的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之爭，曾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裏德曼和托賓兩人之間的辯論。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處滑雪場上，一位負責驗票的年輕人認出托賓，隨即用帶有加拿大腔的法語對托賓說：“托賓，詹姆士·托賓，不是經濟學家！不是弗裏德曼教授的對手。”他是魁北克的經濟學係學生，這件事讓他開心了一天。不過最後，他還是讓托賓通過關卡，進入升降機。這項論爭的結果，按照托賓的看法，是弗裏德曼改變了他的戰場，宣稱貨幣理論與政策的重要問題，無關乎貨幣需求對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戰場，乃是凱恩斯與古典學派之間的基本問題：經濟總是處於一個受供給麵限製的均衡，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無法提升實質產出水準。
托賓的第二個目標是想把貨幣導入長期成長理論裏。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界曾嚐試綜合凱恩斯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其中一項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來發展成長理論。有些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者傾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