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趙元任先生的這種學術創新精神的表現是多方麵的。他不僅是“現代語言學之父”，也是現代音樂的先驅。趙元任是中國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音樂家，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稱他是中國的舒伯特，說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他的音樂創作，得到了音樂界的高度評價；他提出的建設中國現代音樂的理論，事實已經證明是正確的。趙元任的音樂創作活動伴著他的一生。他一生共創作了132首歌曲，如《秋種》、《聽語》、《海韻》，也揭示了人民追求個性解放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他創作的歌曲一直廣泛流傳，成為中國藝術歌曲創作的典範。
廣收博納，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
趙元任的成就來自於他廣收博納、學貫中西、不斷地從世界優秀文化中汲取營養的科學態度和人生追求。這也是留給我們的最豐厚的一筆寶貴遺產。
趙元任在哈佛大學學習哲學的時候，也正是科學史家薩頓試圖用科學史架起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的時候，因此，趙元任很自然地成為了薩頓的第一個中國學生，後來他還曾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對科學哲學進行過專門的研究。1919年，他還對像顏色代數學與溫度邏輯這樣的交叉前沿學科發生了興趣。這些事實都能說明，趙元任在走向科學的時候，是從一個非常廣闊的社會文化角度出發的，他關心的不是分門別類的具體學科，而是一種“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和科學原理”的綜合，而這種科學精神是可以放置在任何一門學科中，放在任何一個文化背景下，來發揮作用的。
趙元任回國的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的思想界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也是傳統語言學麵臨嚴峻挑戰的時期。“五四”以後，隨著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科學在中國的話語體係中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用科學來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另外，在這一時期，中國還來了兩位重量級學術大師——羅素和杜威，長時間大範圍地進行學術講演。他們差不多同時來到中國，並於同一天離開中國，而給他們擔任翻譯的也是兩位中國學術界的“明星”——趙元任與胡適。也許，這或多或少能說明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思想界已經真正產生了與西方接軌的需求。
語文現代化運動是中國20世紀曆時最長、牽涉麵最廣、參與的人最多的一場文化革新活動。趙元任是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提倡者、實踐者。他在一生中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從事這一工作。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件重要工作：推廣國語，創製推行國語羅馬字，擬訂“通字方案”。
國語，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普通話，也就是全國通用的語言。
國語本來叫“官話”。首先提出“國語”這個詞語的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1902年他到日本考察學政，為日本推行國語（東京話）的成就所感動，回國後致函管學大臣張百熙，主張在學校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1909年，前清“資政院”議員江謙明確主張將官話改為國語，此後國語一詞逐漸代替了官話。
1935年8月，教育部把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為“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吳敬恒，常務委員黎錦熙、沈兼士、魏建功，專任委員蕭家霖等三人，委員有胡適、趙元任、傅斯年、朱自清、李方桂、羅常培、王力、周辨明、淩純聲等15人。
趙元任在推廣國語中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1）在推行國語標準音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
（2）編寫推行國語的教材，校訂有關國語的詞典；
（3）方言調查為推廣國語服務；
（4）理論探討。
趙元任對新老國音都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在1922年和1923年出版的《國語留聲片課本》和《國音新詩韻》等書中，趙元任對老國音的語音係統進行了歸納分析。推行老國音時，王璞被推選作為錄音的代表，由百代公司錄了音。王璞是北京的文人，對語音學不熟悉，他讀的國音是北京的文讀音，既不是《國音字典》規定的標準音，也不是一般的北京音。1922年趙元任在紐約哥倫比亞公司灌了一套留聲機片，是按老國音的標準讀的。由於老國音是一種實際生活中沒人說的語言，因此學的人很少。新國音確定以北京音為標準後，趙元任也灌了一些留聲機片，這一次跟他學的人很多。對北京音係的研究，是推行國語標準音的重要前提。他對北京音係的研究，尤其是北京話語調的研究，輕聲兒化以及變調的研究，音位理論的研究，都為國語標準音的確定和推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