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洛克菲勒大衛認為這是一種短視。國內業務固然非常重要，但為求未來發展，必須跳出現有業務的範疇，開辟更多的海外分行，收購國外機構，提供更大範圍的產品種類，包括可能會要求期限比較長的產品，甚至直接投資。大衛深信，這種舉措不會破壞現行的代理銀行業務。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上台的時候就宣稱，政府打算更多地依靠私人界為國際貿易融資。
這似乎為大通提供了進入中期貿易融資的機會，而這個領域是私人商業銀行界一直忽略的——幾乎完全交給了政府投資的進出口銀行。
在大衛的鼓動下，大通銀行取得了美國其他商業銀行的合作，擬推出提供為期1～5年的中期信貸品種，用於“大單”出口商品的融資，比如蒸汽推土機、電渦輪機、掘土設備和鐵路機車。
從20世紀50年末開始，大衛一直在緩慢而穩固地開始創建這樣一個美國銀行的形象——關心國家的安康，並抓住擴大國際業務範圍的機會，進行國際性擴張。
但此時的大衛是否有能力強勁地推動這種擴張，取決於他在銀行內部是否擁有權力更大的職位，而在1959年秋季，大衛的未來作用如何還很不清晰。大衛的命運掌握在組成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會這個集體挑選接班領導人的23個董事的手裏。
涉世有術，在政商兩界左右逢源
銀行是一個很微妙的部門，它是商業組織，卻又布滿了敏感的政治神經。所以銀行家是企業界的政治家，他們一手拿著算盤計算利息，一手拿著權杖分發權力。大衛就是一個涉世精明，政商通吃的銀行家。
銀行家——政治家，這種身份是大衛特有的。對於他來說，政治與外交並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愛好，它們還與同他的銀行業務聯係在一起。“國家之間沒有永久的朋友，隻有永久的利益”，這是大衛經常念叨的一句話。他周遊世界，同各國首腦頻繁接觸。在大通銀行的總部之中，他有一個專門的卡片箱，裏麵有兩萬多張名人卡片，“噢，他們呀，”大衛很不經意地說，“他們都是我的私人朋友。”
大衛在美國外交方麵產生的最重要的影響是通過美國參與對外關係委員會實現的。這是一個民間團體，無黨派、非營利性質。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對外政策問題，將那些關於長期政策問題的爭論結果首先提供給領袖，然後提供給公眾。它辦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國家領導人的必讀刊物，大衛作為金融界的代表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大衛在對外關係委員會中擔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長，與麥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長。在這個委員會中的優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斷政府的政策走向，並以此來指導大通曼哈頓銀行的海外業務。反過來，為了大通的利益，大衛可以向政府施加影響，修正既定的外交戰略。這隻不過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而已。隻有過程本身對大衛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即獲取利潤。
20世紀60年代是個不太平的年代，對大衛來說，似乎每天都會有點麻煩事要發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後一個新年這一天，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遊擊隊在古巴取得勝利，結束了舊政權的統治，而這舊政權與大衛、大通銀行和美國各界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我們可不能坐在這裏，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古巴鬧翻了天。”大衛在對外關係委員會中這樣說。美國政府也是這麼看的，它與其他拉美國家一起組織了一個“爭取進步同盟”，目的很明確，就是對付卡斯特羅。
得知肯尼迪政府計劃用武力解決古巴問題，大衛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支持態度：“這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他這次表明自己的態度采取的還是很含蓄的方式。但在1965年當約翰遜總統決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戰爭的時候，大衛開始大張旗鼓地表示支持。
大衛不僅僅會支持政府，他還是政府政策的向導。在一些敏感問題上，大衛以私人身份出麵進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國際上的廣泛接觸也使大通銀行在競爭中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因為在國際金融乃至石油業務的整個活動中，不論是複雜的私下交易還是巨大的公司項目，國家的各項政策總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
對待前蘇聯這個長期與美國冷戰的國家，大衛就走在了同行們的前麵。1971～1972年間，大衛夫婦對東歐進行了旋風似的業務旅行。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波蘭四國，大衛與政府首腦和國家銀行頭頭就對外貿易和有關問題進行了會談，大衛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蘭共產黨的總書記蓋萊克對下屬說：“你看他那雙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腦裏的每個細胞都在不停地奔跑。這是一個活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