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了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日以繼夜地發明技術，但大工業使人變成機械的一顆螺釘，喪失了人性。高度發達的現代科技正把人類以及人類文化帶向一個陌生、冷漠、黑暗、充滿危機的世界。
哈佛神學院唯一一位神教派牧師愛默生認為，娛樂是花，務實是根。如果要欣賞花的美麗，必須先加強根的牢固。
當一切都有了標準
看過《泰坦尼克號》的人一定不會忘記這樣兩個場景：
當泰坦尼克號開始下沉時，船上共有兩千多位乘客，卻隻有七百多人可以坐上救生艇逃走，這時出現的一句話是“婦女與小孩優先”；
在船最後快要沉沒時，居然還有幾位樂師在甲板上繼續拉著曲子。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最後關頭安慰他人，讓大家勉強維持平和的心境，跨越生死的界限，前往另外一個世界。
這兩個場景體現了這樣一種價值標準：騎士精神。“騎士精神”是男性對自我的一種期望，也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應該感受到幸福與自足。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人被控製在自身欲望的享受和苦鬥中，被弄得精疲力竭，不僅沒有感到自由和幸福，心靈深處反而會感到失落和空虛，沒有精神寄托。人們雖然每天奔走忙碌、認真地生活，但是感覺不到生活的真義，
在現代文明製度下，無論是家庭，還是公司、社會，人們都按照一套完整的政治、經濟、道德、知識體係，以一種普遍統一的價值模式來複製個人、規定個人的生存方式。每個人在這一係列“人的標準化”的規訓改造之下，成為“標準化的人”。個人失去了自己的獨特價值，可以被任何一個別人替代，就像機器上的螺釘那樣。
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為，當每個人都在按照“人的標準”的普遍模式去打造自己或他人的時候，人就已經死了。福柯曾借圓形監獄形象地描述“人死了”。
圓形監獄的藍圖是英國人提出的，其基本結構是：圓形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環形監獄的中心是一個瞭望塔，所有囚室對著中央監視塔，每一個囚室有一前一後兩扇窗戶，一扇朝著中央塔樓，一扇背對著中央塔樓，作為通光之用。這樣的設計使得處在中央塔樓的監視者可以便利地觀察到囚室裏的罪犯的一舉一動，對犯人了如指掌。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監視者能觀看一切，但是不會被觀看到。另外，監視塔有百葉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監視以及何時被監視，因此囚徒不敢輕舉妄動，從心理上感覺到自己始終處在被監視的狀態，時時刻刻迫使自己循規蹈矩。這就實現了“自我監禁”——監禁無所不在，潛藏進了他們的內心。
這種監獄按照嚴密組合方法建立起來，對懲罰輕重的等級處理和禁錮空間的分配都依據科學的理性原則，有一整套控製、監視、管教、改造和懲罰的組織管理手段，並由此建立起現代的紀律和訓練觀念。犯人在那裏受到隔離、禁閉和行為約束，他們的行動按照統一的時間表進行。在這裏，人不被看做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個體，而是一個能夠被馴化、調教、塑造的對象。通過這個係統的改造，人變成了一個個整齊劃一、有用而聽話的“肉體”。
福柯借此與生活於現代文明下的人進行對比，家庭、學校、社會所有的生活空間都以此為模式，各個機構的一道道高牆就是囚室的四壁，寬闊的街道隻不過是監獄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風的庭院。
整個現代世界都是一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圓形監獄”，每個人都在監控網絡之中，被各種紀律、製度約束，人們監視著每一個人，同時也被別人監視著，隨時警惕著不符合秩序的個體，隨時對異常個體進行處置，最後都成了“馴服而有用的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