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困窮寧有此?
我本人生得晚，學步已是“文革”了，對“反右”很隔膜，昨晚躺床上，抄起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其中所記的幾件事，倒也讓我對1958年的那一場運動，略生了點浮想。
後我而生的讀者，也許會混淆“幹校”與“黨校”。其實兩者是有天壤之別的。“幹校”是“文革”後期的產物，雖不是勞改營，但也是為“改造”而設。辦幹校的目的，是想讓城裏的知識分子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去其“驕/嬌”之氣，故可謂“反右”的餘波。楊絳先生既是這些“絕代雙ji
o”之一員，也就被迫和同事們一道(其中有她的丈夫、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去了設於河南羅山的幹校。每天的工作，用元曲的話說，“無非是灌園掘井，拽耙扶鋤”。
雖曰“接受再教育”，但貧下中農並不怎麼教他們。學員有自己的農場，生活與工作，與貧下中農們相隔絕。老鄉們生活苦，就常來偷他們的菜或莊稼。楊先生對此很不滿，在《鑿井記勞》一篇的結尾，她當年的怨氣終於爆發了:
“我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對於幹校學員卻很見外。我們種的白薯，好幾壟一夜之間全偷光，我們種的菜，每到長足就被偷掉。他們說:‘你們天天買菜吃，還自己種菜!’我們種的樹苗，被他們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們收割黃豆的時候，他們不等我們收完就來搶收。還罵‘你們吃商品糧的’。我們不是他們的‘我們’，卻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表’的‘他們’。”
在“雙ji
o”地位恢複了數年之後，回憶起當年，卻這樣夾槍使棒，可知當年的怨忿之深。
我試著理解這裏的情緒，但終不得解。當時的貧下中農，是被樹為第二種姓的(居第一的是工人階級，末尾是知識分子，即“老九”)，他們倒是也怡然受之，宛如楊先生所譯《堂吉訶德》中的桑丘?潘沙，公爵戲弄他，他當了真，作起了威福，還以為自己真是那海島的總督。但實在地講，貧下中農的生活，與“老九”還是有天壤之別。記得楊先生書裏講，她當年的月工資有100元左右(或者更多)，而貧下中農勞動一天的收入，則不過兩三毛錢而已。楊先生書裏還寫了當地一個小姑娘，時來幹校的地裏揀菜幫子，回家熬了吃，說“可好吃哩”。楊先生說她“不知‘可好吃哩’的麵糊是何滋味”，這我倒能講得上來。我的朋友M兄有一段憶當年的文字，說“憶餘少時，百物維艱。縱一粥之微，亦須雜以菜餌。物力稍雄之家，可放粗鹽數粒。餘家貧，無力辦此，今日思來，猶覺口臭”。那“菜幫子麵糊”，就該是這個了。既然“可好吃哩”，那小姑娘家一定是頗有幾文大錢，因此買得起粗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