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結合宋詞說體式
宋詞也是一種文學體式，但比詩歌變化多。宋詞是一個概稱，可以細分。詞的具體體式是以“調”為單位的。宋詞詞調眾多，前麵已經提及。“據《花間集》、《尊前集》、《陽春集》、《南唐二主詞》和《敦煌曲目初探》統計，共用147調……而據南京師範大學研製的《全宋詞》計算機檢索係統統計，現存宋詞所用詞調為881個。這僅僅是指詞牌正名，若計入同調異名者則有1407調。”②
可見詞的樣式比之唐詩更為豐富和複雜。以詞的曆史本源看，它都是可以演唱的，又因詞調不同，所表現的情感也有異，或哀婉、或清平、或平和、或剛健、或柔情似水、或歡情如雨，但到後來，情況變了，詞本身慢慢脫離演唱而獨立，其地位也隨著詞的受眾日廣，以及詞的表現對象的不斷擴大而日益升高，終於有了可以和詩歌並駕齊驅的資格。
以宋詞為例，名篇既多，名家也多，這情形與唐詩很相似。唐詩人中，依本人一管之見，最重要最有成就的詩人乃是李、杜、王、白、李（商隱）；而宋詞人中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也有五位，即蘇、辛、周、柳、薑，不是說這五位詞人的詞在整個時代沒有比肩者，而是說他們對宋詞發展的曆史作用更關鍵，貢獻也更多些。我稱之為宋詞五變。
蘇、辛、周、柳、薑，按時序排隊，不是這個樣子，而是柳、蘇、周、辛、薑。
首先是以柳詞為代表的詞體之變。柳永之前，詞以小令為主，經柳永、張先等人的開拓，開始大量出現慢詞、長調，從而將詞的創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藝術層麵。
爾後是蘇東坡主導的詞格之變。蘇詞之前，詞的基調是婉約。柳永有所不同，他的詞向著通俗俚野方向跨出一大步。委婉固然脂粉情濃，俚野卻又青樓色重，這兩條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文化環境，顯然不利於詞的地位的提升。蘇東坡的功勞，則是變婉約為豪放，自他開始，詞的地位真正發生質性改變，由詩之餘，成為詩之友。
再以後，是周邦彥代表的詞藝之變。毫無疑問，周邦彥是宋詞藝術的集大成者，他本人還作過宋詞官方機構大晟寺的主管官員。他的詞有如李商隱的詩，又不像李詩那樣有那麼多的委婉淒苦之氣。他的詞在宋人中評論很高，屬於“圈內圈外”都認可的那種，他本人也儼然成為南宋新婉約派詞人的一麵旗幟。
之後則是辛棄疾代表的詞風之變，這變化顯然與當時的國難家仇有內在聯係。金兵入侵，北宋政權滅亡，一半江山淪於敵國之手。宋詞雖然出身於溫柔之鄉，歌舞之所，但當此時，不能不為國憂，不能不為民怨，這樣的情勢與情緒，轉而為詞，便有了嶽飛的《滿江紅》，張孝祥的《水調歌頭》等一大批愛國詞章，辛棄疾則是這一豪放詞派中的最有成就者。辛詞其實包羅萬象，但最有影響的部分還是這個層麵。
再後來，又有了以薑夔為標誌的詞技之變。自薑夔始，加上後麵的吳文英、史達祖、陳允平、周密、王沂孫、張炎，這些詞人多半生於末世，又出身高貴。生於末世使他們銳氣盡消，出身高貴又使他們修養很高，二者疊加是昔日的希望沒有了，連愛國的情懷也沒人理睬了。他們不再有晏殊那樣的優悠生活態度，不再有蘇東坡那樣的高情奇見，不再有周邦彥那樣的藝術機遇，甚而至於不再有辛棄疾那樣的報國熱忱——不是他們不愛這個政權，實在那些當權者，沒有人再有興趣看他們一眼了。他們已經遠離朝廷，而近於江湖，但他們往往有高貴的出身，有著或者有過極為富足的生活，差不多個個懷有極高的藝術修養與天賦。在上述種種因素的推動下，他們便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詞的創作之中，故而，他們的詞技常常是最精湛的，他們的眼光常常是最敏銳的。他們眼高，手也高，但卻沒有他們前輩的運氣與抱負。他們中的一大半人隻是藝術的知音。梁啟超的女公子梁令嫻選評宋代八大詞人，他們就占了其中的六位。由此可以知道他們的詞藝詞技確實非同小可。但論到詞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卻得不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宋詞專家王兆鵬先生曾根據各方麵資料挑選出30名宋詞名家和40篇唐宋詞名作，前十位名詞人依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