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第三個問題，是行政失靈。
拿當時選官用人的製度來舉例子。上一講我們講過了，東漢末年有一種普遍現象，當時的人都以拒絕做官為時尚，以此來抬高身價，自我標榜。越是請你做官，你越不出來，那這個人名氣就越大，那麼朝廷就越有義務拿出高官厚祿來請你做官。所以中國曆史上科舉考試、考公務員，一向都是賣方市場，隻有東漢末年，是買方市場。別的朝代，都是毛遂自薦，隻有東漢末年，才要三顧茅廬。而且，要是三顧茅廬請出來的都是諸葛亮也還罷了，實際上這些所謂的名士大多數都是有名無實。《抱樸子》這本書提到東漢末年的風俗，說當時的名士做官，都崇尚誇誇其談、不務正業，而那些勤勤懇懇、踏實工作的公務員，則被稱為俗吏——你太俗了，你不如我們高雅（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這樣一來，就導致行政效率非常低下，行政失靈。
那麼行政失靈，曹操又會拿出什麼對策呢？還是一個字，科。
這裏的科，和作為法律形式的科還不一樣，作為法律形式的科是一個名詞，咱們這裏的科是一個動詞。那麼作為動詞的科，是什麼意思呢？漢朝末年有一部詞典，叫《釋名》，是這麼解釋的：“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也就是說，把法律當成一個標準，我來檢查存不存在不符合法律的現象。但凡不符合，我就要懲罰你，這就叫科。舉一個例子，根據《晉書》的記載，當年曹操去請司馬懿出山，你出來做官吧，司馬懿不肯，他也學漢朝末年那些名士的派頭，我不出來做官，他裝病，他說我病了，我癱瘓了，我起不了床，你如果想讓我出山，那你拿更高的官職來勾引我，說不定一勾引，我的病就好了，我就能起床了。
曹操才不吃這一套。你說你生病是吧？好，我就派人來檢查你是真病還是假病，你要是假病，那你就是欺瞞官府，就違反了法律，我就要“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了。曹操專門派了個人來盯著司馬懿。你不是說你癱瘓嗎？癱了你就不能起床啊，那你就給我每天躺在床上。如果你起床，那你就是撒謊。結果司馬懿也不是等閑之輩，很給力地在床上硬生生地躺了七年，差點就真癱瘓了。最後曹操要打赤壁之戰，懶得等了，派人來告訴司馬懿：你肯定在裝病我知道，大家都是聰明人，就別演戲了，快出來做官吧。你要是再不出山，我殺了你（若複盤桓，便收之）。司馬懿沒辦法，一個鯉魚打挺就起床了，出山做官。所以在曹操的嚴刑峻法麵前，相信沒有哪一個名士還敢再拿自己的腦袋、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漢朝末年那種虛偽浮華的風氣也就被一掃而空，行政的效率大大地提升。
講到這裏，咱們來總結一下。曹操在東漢末年所進行的政治、法律方麵的這麼多的改革，法律史上稱之為“名法之治”。名，就是名分，不過這裏的名分不是禮儀方麵的小名小分，而是製度的大名。名法之治，第一步就是要正名，也就是確立一個合理的衡量標準，具體到法律方麵來看，就是立法。立法不正，後麵的一切都免談。立法正了，才能夠走到第二步：綜核名實。就是拿這個已經確立好了的名，來衡量這些實際情況，看你們是否符合名，是名不副實，還是名實相副？那麼具體到法律方麵來看，就是要把一切的行政活動都納入到法製的軌道中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