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第二個問題，是司法隨意。
我們知道，東漢末年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感非常強烈，導致的一個弊端，就是人人都隻憑借著善意良心來做事，置法律規定於不顧，法治觀念淡漠。
舉個例子，東漢末年有個轟動一時的大案，叫“趙娥複仇案”，說的是有個弱女子趙娥，她的父親被當地的一個惡霸給殺害了。趙娥為了給父親報仇，親手殺死了殺父仇人，然後就去縣衙門投案自首。
這個案件雖然是當時的一個大案，但是案情其實並不複雜，處理起來也很簡單，按照漢朝的法律，作為縣令而言，你接到這個案件，你隻需要把它當作是疑難案件層層上報就可以了。一方麵，她是一個孝女，那我朝以孝治天下，我總不好治她的罪吧？另一方麵，她又是一個殺人犯，那麼必須要為她的殺人行為負責，怎麼辦呢？作為疑難案件往上報，交給中央來處理。
層層上報到中央以後，那麼中央按照以往處理這一類案件的慣例，會一方麵判趙娥，你還是殺人罪；另一方麵采用一個特赦的程序來赦免趙娥，讓她不用接受處罰，這樣一來兩全其美，法律得到了保全，趙娥她的孝道也得到了表彰，很簡單。但是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在特赦程序下來之前，趙娥作為犯罪嫌疑人，必須在牢裏麵待著，聽候發落。
但是當地那個縣令接到趙娥的自首以後，他的第一反應不是依法處置，往中央報上去，而是私自就把趙娥給放了，這是孝女啊，怎麼能夠關進大牢呢？放了。他自己道德感很強烈，這個官我不做了，我辭官回家，不幹了！就自說自話辭職回家了。
反倒是作為犯罪嫌疑人的趙娥，法製觀念還相對強一點，堅持不肯逃跑，她認為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要進監獄裏麵待著，我聽候發落。趙娥主動進監獄靜候法律的製裁，最後等到了朝廷的赦免。像這種司法隨意的情況，在東漢末年比比皆是，再比如咱們前麵講過的捉放曹，曹操身為通緝要犯，按理應該逮捕歸案。司法官僅僅因為覺得曹操是一個英雄，就置法律規定於不顧，把他給放了。釋放曹操的無論是《三國演義》裏的陳宮也好，還是曆史上的無名功曹也罷，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都是司法隨意的表現。
曹操當年做通緝犯的時候，當然對釋放他的那個功曹感恩戴德、感激不盡；但是今天他成為了曹丞相，思考問題的高度不一樣了，從國家的、法律的角度出發，就要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了。怎麼解決呢？一個字：苛。
前麵說曹操製定了很多的科，立法上基本有法可依了，那麼現在就要做到執法必嚴。曹操執法，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嚴苛。
舉個例子，《三國誌》注引《曹瞞傳》說曹操有一次出兵打仗，經過一片麥田。曹操就下命令，說咱們要愛護老百姓的莊稼，不允許隨便地踩踏莊稼，如果有誰膽敢毀傷莊稼，殺無赦，一律砍頭。
（《春秋》決獄，又稱“引經決獄”，即引用儒家《春秋》等經典的精神原則或事例作為判案的依據。《春秋》決獄的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誌”，即根據案件事實探究行為人的動機，是漢朝出現的一項比較有爭議的司法製度。）
大夥兒聽了這個法令都不敢怠慢，掉腦袋的大事啊，所以都下馬而行，小心翼翼地扶著那個麥子，讓馬遠離麥子，好好地往前走。偏偏在這個時候，曹操自己的馬突然之間不知道抽什麼風，撒開四蹄就闖進莊稼地裏麵，跑了一圈回來了，把莊稼踩倒了一大片。士兵們大眼瞪小眼，麵麵相覷，然後一塊兒都看著曹操：你這怎麼辦吧？
（《春秋三傳》，包括《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其中《左傳》偏重於對《春秋》的事實記述，史學著作的意味較為濃厚；而《公羊傳》和《穀梁傳》則傾向於對所謂“微言大義”的闡發，經學的意味更為濃厚。）
司法官反應最快，他說：“《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當時流行“《春秋》決獄”，也就是遇到疑難案件的時候，引用《春秋》大義作為審判案件的依據。司法官就說，《春秋》有這麼一條經義，叫作“罰不加於尊”，刑罰不能夠強加於尊貴的人，比如說您，這也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所以您不需要處罰自己，您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