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題外話，關於“罰不加於尊”這樣一條所謂的《春秋》大義，在今天的《春秋》包括《春秋三傳》裏麵都是找不到的。是不是這個司法官信口杜撰為曹操開脫罪名呢？這個已經不得而知了。
總之當時曹操一聽司法官的意見，就表示不同意。他說：“我自己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公然違反，然後還不接受任何處罰，那以後我還怎麼服眾啊？以後我的法律還怎麼有公信力呢？但是我畢竟也是一軍的主帥，不可能自殺，那麼請求對我實施次一等的刑罰。”（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曹操這個舉動做出來以後，三軍肅然。從此以後士兵們都自覺地遵守曹操製定出來的法律。這個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割發代首”的故事。
《三國演義》寫到這兒，還不過癮，又加了一首詩，作為作者對這個事件的看法。他說：
十萬貔貅十萬心，
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發權為首，
方見曹瞞詐術深。
他認為曹操“割發代首”這是一種詐術，是采用了一種欺騙的手段，是在欺騙那些士兵。你如果真的執法必嚴，那有能耐你自殺呀，你割幾根頭發，這算怎麼回事兒？你這不是糊弄人嗎？《三國演義》這樣一種看法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到了我們今天，人們就不拿這個例子作為曹操執法必嚴的一個佐證了，而是經常拿來說明曹操虛偽狡詐。
但是我們評價一個曆史人物，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割頭發，在今天看來，就是理發，這個沒什麼啊。但是在漢朝來講，卻是一種非常嚴酷的刑罰，叫作髡刑。頭發，在今天看來隻有兩個作用，一是頭部保暖，二是美觀，但是在漢朝人眼裏還有第三個作用。
（《風俗通義》，東漢末年人應劭的作品，以記述和考證曆代名物製度、風俗、傳聞為主，其中對兩漢時期的風俗迷信、奇聞怪談多有駁正，保存了大量當時的民間觀念和地方習俗。）
東漢末年的《風俗通義》記載了當時民間的一種觀念，叫作“亡發失精”，漢朝人認為頭發是一個人的靈魂精氣所凝聚的地方，割掉頭發，就會元氣大傷，身心健康都要受到極度嚴重的摧殘。所以《孝經》上才會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司馬遷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報任安書》裏麵，也給漢朝的刑罰排了個次序，他認為最殘酷、侮辱性最強的刑罰是宮刑，也就是他自己挨的那一刀；次一等的是砍手砍腳，也非常殘酷；排第三的，就是髡刑，也就是割掉頭發，排在什麼打板子，什麼流放這些刑罰前麵，這和現代人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曹操割發才能夠代首，才能夠起到威懾三軍的作用，割發代首才可以作為曹操執法必嚴的一個佐證。要不然你把他那些士兵都當傻子嗎？曹操“割發代首”欺騙你們，那些士兵他看不出來嗎？這樣簡單化的結論，是說不通的。隻有理解古人，理解古人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背景，設身處地去想，才能夠得出一個比較妥帖的結論。
曹操他自己有一句名言：“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太平禦覽》引魏武帝《諸兒令》）我這個人不搞雙重標準，我不僅不會偏心我自己的手下，就算是我兒子，也絕對不會包庇縱容。實際上曹操即使自己犯法，也不會輕易地放過。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所以曹操才能夠令出必行，才能夠做到執法必嚴。
曹操請司馬懿出山做官，司馬懿竟躺在床上裝病裝了七年，朝廷的行政指令猶如一紙空文。在東漢末年，像司馬懿這樣拒不服從行政指令的行為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這使得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轉。在曹操看來，隻有令行禁止，他的各種改革才能有效地推進，那麼曹操是通過什麼辦法刹住行政失靈這股歪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