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校能夠經久保持它在文化史以及思想精神領域的影響，它的對於社會不竭的銳敏思考及參與精神是最為基本的。除此之外，大體還由於下述兩個方麵的曆史累積：一個是精神上的，一個則是物質上的。論及北大的精神積蘊，它所擁有的豐富燦爛已為世所共認，而物質方麵的積蘊雖方麵甚廣，但主體部分還是藏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範圍之廣、數量之巨在國內外都是有名的。它特別引人注目之處，還在於它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巨人，如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都有最直接和最生動的聯係。
我的話題可以從北大前校長胡適先生談起。最近讀到一份材料，談到胡適生前所留遺囑三項內容中的一項，即是：“將遺留在北京的102箱書籍文件捐贈北京大學。”胡先生逝世時，人們檢點他身後遺物，統共隻有153美元。聯係他曾有的一段題詞:“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 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我們不難從中窺及這位學者的操守。胡先生的行狀很能體現老北大知識分子的共同品格。他們大體一生清貧，身後了無長物，唯一財富便是堆積如山的藏書。在我的老師中，遊國恩先生如此，魏建功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如此，楊晦先生和王瑤先生也如此。
我到北大的時間甚晚，說到我與北大圖書館的關係，也已是50年代以後的事。我進校時學校已從城內搬到西郊。五四大街那座紅樓中的圖書館，是作為北大新生前往老校參觀時始有結識。北大遷入燕園之後，原有貝公樓南側那座古典式大樓便成了圖書館主樓。那裏赭黑色的硬木桌椅和台燈，呈現著古樸深重的韻致。閱覽室幽幽散發的舊書香，至今還讓人追戀一一它們聯係著我青春時代的憧憬和夢幻。
北大很大，從宿舍到西校門一帶路途遙遠，沒有特別需要，我很少到大圖書館。對於我這個中文係學生來說，逗留最多，也最有感情的都是散處北大各個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圖書閱覽室一一那是北大圖書館的分部。
那時閱覽室很是緊張，一個宿舍六位同學中大約隻有二三人能夠享受到一個座位。於是，在大學上學的五年間，“搶占”圖書館的座位，便成了生活中苦樂參半的要事。能夠擁有一個座位的同學是幸運的。搶占座位得有竅門，你可以在人們都在幹別的事，如周末在操場看電影之前或是黃昏大家都去鍛煉的時候，由一二知己先行攜各人的書包前去“占座”——這種由書包代替本人的方式是得到公共認可而不是不道德的。於是，便有了北大每個夜晚都出現的特別的場景，即向著書本進攻之前的“戰場”上的片刻寧靜：明亮的燈光照著空蕩蕩的閱覽室，在那裏，充滿勝利喜悅的書包排著整齊的隊列，靜候它們的主人。這樣的北大夜晚的燈火如今已變成依稀夢境，那裏凝聚著我們溫馨的青春記憶。
在50年代，我也是那些宿舍、飯廳、圖書館“三點一線”之間奔行隊伍中的競走者，也是為搶占閱覽室一個座位的並不謙讓的經常優勝者。那時還沒有現在這座大圖書館，閱覽室散布校園各處。因為競爭激烈，優勝者也總有名落孫山的時候。所以，我們多年是打一槍換一個陣地。但比較起來，常去的還是文史樓三樓那個閱覽室。那裏文科的工具書多，而且中文係辦公室就在樓下，借閱手續也簡便。那裏的館員老師因日子久了彼此熟識，也有網開一麵給予特殊照顧的時候。我至今還認為文史樓三樓那個閱覽室是動蕩學海中一個寧靜而美麗的港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