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而北大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基本內容的新文化運動，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學生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陣地《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最先叫《青年雜誌》）與北大師生關係極深。據胡適自述：“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複、胡適六人輪流編輯”，“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周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en Renaissance，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複興時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種，也是由北大的教授點燃的。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指出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斷言白話文學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是中國文學史中開創新時代的宣言書。後來，胡適又在他的《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詳細論析了上述觀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陳獨秀呼應胡適的理論，發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有著雄視千古的非凡氣概：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與膽識，可以與世紀之交出現的巨人精神相銜接且毫不遜色。由於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創造性的實踐，終於使這場空前的文學革命取得了成功。數十年後的今日，有人重新評估這些前馳者的言行，有責之為過激主義者，其實是缺乏曆史眼光的見解。把“五四”新文學運動簡單地斥之為“破壞”亦為未妥。陳獨秀三大主義的每一項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設”。他在作這樣的論述時，有著整個的舊文化和舊文學作參照。舊時文學樣式所具有的束縛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之與新時代的嚴重脫節和不相適應，以及清末以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驅者的“改造”或“革命”的願望。這些人，不是簡單地提出口號，他們還付之實踐。是既有幻想，又肯實幹的一代人。胡適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實踐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詩“嚐試”，以及“嚐試”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開了一道缺口，從此激流奔湧而形成不可阻擋的浩蕩之勢，實有賴他那種勇於試驗實踐的精神。
重評“五四”
20世紀最後幾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躍進”、“文革”等一係列巨大的文化災難和文化動亂之後，人們在進行曆史反思時，從百年的過激的和粗暴的行動中，於巨大的驚恐和慘痛之餘得到某種啟示。這種啟示不幸地與“五四”運動發生某種聯想，聯想導致譴責，他們以為這是一種正確的總結。其實，這些判斷乃至結論恰恰是激動之餘、又混雜著驚懼的情緒性的產物，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和理性的總結。
這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學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場，或質疑的態度。一位中年學者把“五四”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又把它與“文革”和80年代文化熱聯係起來，統稱為“三次文化批判運動”，認為“五四的反傳統的傳統經過‘文革’的進一步得到強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麵的發展”。他在另一次發言中重申上述論點，認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曆史包袱，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以為經過簡單激烈的決裂才能對中國麵臨的現實問題作出貢獻，帶有明顯的激進色彩。在學術層麵上，全麵否定儒家的價值體係和整個中國傳統的價值，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兩分，把傳統與現代完全割裂，以科學、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確了解‘傳統’、‘權威’的積極意義，這顯然失於偏頗。”這是一段傾向性十分明顯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