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鮮戰場回到上海，陶勇每天從巨鹿路的住所驅車趕到水電路華東海軍司令部駐地，幾乎穿過了半個上海。他仍是戰爭年代的老習慣，早晨睜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詢問作戰室有什麼情況。到辦公室後就是交班會，聽取作戰參謀和處長的彙報，對一些細節加以了解，這時候他是嚴格的，也是嚴肅的，容不得馬虎和差錯。
解放軍指戰員千千萬，而現成的工程師、技術員卻寥寥無幾。國民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沒有什麼海防建設人才。麵對第一個岸炮陣地的施工，工程部部長譚繼誠大傷腦筋。可陶勇仍是樂嗬嗬的：
“工程技術人員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還是靠老傳統老辦法，邊幹邊學，自己培養吧。”
可培養也得有啟蒙老師呀。譚繼誠他們找遍了大半個上海，才從一個“大眾磚瓦廠”聘來了一位兼職的陳工程師，在一個營造廠請來了一位姚工程師。這“哼哈”二將，可以說是華東海軍及後來的東海艦隊的第一批技術力量。
這兩位工程師雖說“土”點，實際經驗還不少。在他們的輔導下，開始對一批從抗美援朝時參軍的高中生進行突擊培訓，讓他們從測量、繪圖等基礎課學起，然後再放到工地去當施工員。一兩年後，這些人逐步成長為一支能幹的初級工程技術隊伍，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後來這批人中的許多人都成為高級工程師和總工程師了。
隨著工程越來越多，技術力量還是跟不上。
陶勇到工地上，問譚繼誠：“這麼大工程上馬，有什麼困難嗎？”
譚繼誠如實彙報了技術人員告急。
陶勇馬上指揮人，把營房處的兩個技術員調到工程部，將機關部隊哪怕稍知一些工程常識的人都調了來，問譚繼誠還需要什麼人。
譚部長說：“有一個人很需要，可能不太好調。”
“有什麼不好調的，隻要他在上海！你說是誰？”
“康副政委的秘書夏冰同誌。”
陶勇愣了一下，問：“他懂什麼技術？”
“他曾學過建築工程專業，是個難得的人才。”
陶勇下了決心：“我還不知鼻子底下還有這麼個寶貝，好，我找康副政委商量去。”
在康副政委的辦公室裏，陶勇把情況一說，康副政委急了：“老陶，你要什麼東西我都可以給你，小夏我剛熟悉，用著正順手，不能給你！”
“老康，秘書好找，可學過建築專業的全華東也找不出幾個，老康你就慷慨一下，讓小夏到工程部，我保證給你找個呱呱叫的秘書……”
康副政委是個顧大局的人，被陶勇一磨早沒了脾氣，雖然堅持了好一陣，最後還是笑著把小夏放走了。
陶勇還親自出馬到上海市委請求援助。市委從當時“三反”“五反”中倒閉的私人營造廠中挑選一些可用人才，派到工地。
人是調到了工地。可工地領導卻皺起了眉頭：這批人政治曆史複雜，不是出身不好，就是個人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的軍事設施交給他們誰放心哪？
陶勇眼睛一瞪，說道：“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即使不完全可靠，用‘盒子炮’頂著也要讓他為我們去幹！”
幾十年，歲月無痕，記憶猶新。說實話，不是陶勇的堅持，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無用武之地。即便如此，有些同誌不了解當時的特定環境，不切實際地評頭品足，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清理”了許多具有真才實學的工程技術幹部，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實踐表明這批技術力量不僅靠得住，而且在關鍵技術和學術上還有建樹，有的還立了功。然而，在十年動亂中，陶勇卻為此背上了“招降納叛”、“把特務打入國防工程，盜竊情報”等黑鍋，蒙受不白之冤……即便那時，陶勇並無怨言，海防的一點一滴他都看在眼裏：就拿數以萬計的工程兵來說吧，服役4年，打了4年坑道，年複一年，日複一日，一錘一錘，一鍬一鍬，流血流汗，前仆後繼；有的躺下了，再也不能起來，為祖國流下了最後一滴血；有的致殘了，再也不能恢複，為海防的完整自己抱殘一生。可以說，幾乎每個大型坑道作業，都留有烈士的鮮血……與之相比，他陶勇能有一點怨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