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五毒”的鬥爭已經擺在中南海的議事日程上。
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三十四次會議上，嚴肅指出，對資產階級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擊和鏟除而任其發展下去，由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不能容許行賄、欺詐、偷稅漏稅、盜竊、引誘等犯法行為的繼續發生，聽其侵蝕人民政權，損害國家財產，腐蝕國家人員。凡有犯者必須懲辦，坦白自首從寬處理。”
1951年的冬天，當北京落下第一場雪，天亮時，批閱了一夜有關資本家“五毒”報告的毛澤東放下筆，伸伸懶腰，搓幾下臉，朝門口走去。
剛跨出門檻，他猛地收住腳，仰天凝視，久久一動不動。
外麵好大雪。院裏的7棵古槐和房簷上，都掛著白茸茸的積雪。衛士正要掃雪，被毛澤東製止。他走出廊簷，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走著，走出兩步，又回頭望著自己的腳印，他開心地笑了，他喜歡這白淨的世界。在他的潛意識裏，他希望整個黨，整個國家都是這般純淨無瑕。也是想到這一點，他又急急回屋去，將剛才批改過的文件，又加上了一段話。
毛澤東的雪中之作，很快變成了紅頭文件。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開展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由此正式拉開了“五反”運動的序幕。
有一次，毛澤東在談到中央為何做出這一決策時這樣說：
“進城時，大家對資產階級都很警惕，為什麼現在有這樣的變化？這可以從進城三年的曆史來看。1950年上半年，黨內曾有一個自發、半自發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是不妥當的，也是錯誤的。因為當時有台灣敵人的轟炸、封鎖，土改、鎮反工作亟待去做，應該團結資產階級去向封建勢力進攻，而不是全麵出擊，全麵出擊是很錯誤的。所以，七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這一錯誤，提出調整工商業。到1951年抗美援朝運動形成，更需要國內的團結一致，一直到今天。在這一年多時間內，大家對資產階級不夠警惕了。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淩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到資產階級方麵去。”
毛澤東清醒地看到：現在出現了一種很嚴重的情況。一部分，人家打進來；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發地搞社會主義，想搞垮資產階級，是不對的；後來，又自發地搞資本主義，資本家向我大舉進攻，也不允許……要整黨內那些買房置地、入股、當董事經理的人；同時也要搞不法的資本家。這是一場惡戰。
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隨後迅速擴展到全國各中小城市。
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從揭露的材料看，上海的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也是相當嚴重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特派財政部長薄一波到上海去，考察和推進上海的“五反”工作。
他是2月25日到達上海的。他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已經開始，而且火力極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報刊宣傳仍在升溫，空氣很緊張，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了34人。梅林罐頭廠在鬥爭不法資本家時，出現了戴高帽子和體罰現象，有的資本家受不了折騰，跳樓自殺了。薄一波到達上海的當天，即傳達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上海推遲發動“五反”的指示，將抓起來的人分別處理，或取保釋放，以緩和緊張局麵。27日，薄一波將上海的情況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了報告，說現在的情況是指揮官未進入陣地，散兵式的各自為戰，領導上自顧不暇，運動是在沒有領導或半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行著，工人、店員的每一鬥爭，報紙上的每一宣傳鼓動，都使領導的被動性愈陷愈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29日，毛澤東複電同意上海將“五反”推遲到3月20日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