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區也先後遇到類似問題。
3月1日，毛澤東將西南局有關“暴利的提法不妥”的電報批轉各地。他附文寫道：“西南局的電報是正確的，發給你們參考。當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處提出反暴利的口號時，大資本家即迅速接受，因為這個口號可以被他們利用去威脅中小資本家，說他們的利潤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時期來說，真正違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項對象中，故隻應提‘五反’，不應再提反暴利。隱匿侵吞敵產、逃走外彙兩事，國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盜竊國家財產’一項內。倒賣金銀、偷賣鴉片白麵兩事，國家亦有法令，可依法辦理，不必於‘五反’外另立項目，變成‘六反’、‘七反’。”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來自舊社會，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特定環境中養成了許多惡習及其資本主義的經營作風，使得“五毒”行為在資本家中相當普遍。因此黨和政府派出檢查組，對私營工廠、商店進行檢查。這一來，不僅違法者害了怕，連那些守法戶也膽戰心驚。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他的全部企業都受到檢查，心中甚為不快。他告訴他的兒子：“如今國家有了前途，共產黨在經濟問題上也很有辦法，不要我們資產階級朋友了。你們各自想辦法吧！”他自己也是唉聲歎氣，擔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眾運動不搞則已，一搞起來，轟轟烈烈，難免鋤雜草而傷了禾苗。
中南海裏，毛澤東和周恩來時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對“五反”擔憂的信件。因為有些地方已經鬧出了人命，一些沒沾“五毒”或剛沾了點邊的資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周恩來來到毛澤東辦公室，談了有關“五反”中出現的問題後，向主席建議：“現在廣大群眾十分擁護‘五反’運動，大膽地、徹底地揭發控訴不法資本家的罪行。”
毛澤東讚同：“什麼事情群眾發動起來了就好辦。很有些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來分析說：“我看對私人工商戶要分類排排隊，區別對待，發現問題，確定重點。”
“具體地說呢？”顯然毛澤東對此十分關注。他閉起一隻眼，躲開香煙的熏烤。
“對基本守法戶，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為主，指出他們的錯誤所在，要求他們以後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並采取團結和保護的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減輕他們的思想負擔，鼓勵和支持他們照常營業。對問題不大的違法半違法戶，除令其補稅一年，退回侵吞盜竊的財產外，宣布免於罰款，並盡快做出結論。這樣，可以安定絕大多數的資本家，使罪大惡極的少數資本家陷於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種類型。這樣吧，關於處理違法工商戶的五條基本原則，由我來起草，你們再做補充。”
周恩來告辭時，毛澤東沒有起身相送。一般黨內同誌來往，毛澤東都是足不出戶，隻有黨外人士或國外來賓，他才會起身到門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還在“五條原則”裏，周恩來一走，他就一手夾煙，一手擎筆，寫下了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過去從寬，今後從嚴（例如補稅一般隻補1951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毛澤東還將過去所定的劃分私人工商戶的四種類型改為五類，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這個指示由黨中央在3月5日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