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托人轉達，作為民族資本企業，隻能公私合營。
1950年春，周恩來派人邀請盧作孚來京商談解決民生公司問題的具體方案，希望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義建設中繼續發揮作用。盧作孚深受感染，毅然率領在港的全部船舶，以及在加拿大訂造的7艘“門”字輪，於當年6月奔向北京。8月，雙方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
看來，公私合營的路是走得通的。
毛澤東有關“改造”的一番話不脛而走。
聽到風聲的資本家，不少人大呼小叫：“1949年為什麼不講？要是那時講，我早他媽跑了……哎，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啊！”
北京市地方工業局找了個大店同仁堂，首先進行公私合營。一家夥，同仁堂上上下下炸了窩。
說起同仁堂，真是一爿老字號。它始建於清康熙七年（1669年）。同仁堂藥鋪是樂姓創辦的，並且世代相傳，故又稱樂家老鋪。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樂姓的後代子孫都想發展自己的事業，開設分號。這樣，樂家老鋪的分號就遍布全國各大城市了。後來它雖然經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時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還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業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樂家老鋪的分號如達仁堂，則走上了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道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職工190多人，資金約80萬元，年產值約16萬元，年零售額約30萬元，設備陳舊，管理落後。北平解放時，同仁堂由樂氏十三世樂鬆生經營，他同時又是天津達仁堂管理處總負責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關心同仁堂的發展。解放前四大房（即樂氏十世樂平泉的四個兒子）共管時，每年在鋪麵上提取銀子4萬兩，解放後四大房每年提取5.6萬元。1953年按四馬分肥原則，四大房共分紅利171561元，超過原來所得兩倍多。當然，同仁堂也比較愛惜自己的牌號，抗美援朝時，向國家捐獻99000元；“五反”時，同仁堂被評為完全守法戶。
公私合營的消息傳來，樂氏家族的確坐立不安。他們對經營了幾百年的老鋪，將要失去所有權、經營統治權和企業利潤分配，確實十分痛惜。而且各房兄弟昆季之間又在彼此勾心鬥角，為“申不申請”和“誰先申請”爭論不休。樂鬆生是比較開明的，他決定帶頭一同前去申請公私合營，樂氏各房也明白這是大勢所趨，不可違背，也都表讚同。
公私合營後，同仁堂改善了經營管理，建立了各種規章製度，增加設備，改進技術，銷售額不斷上升。門市部抓藥從每天幾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仍任經理的樂鬆生樂不可支：“別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們的流水逐日上升，原來擔心合營工作會影響生產，沒想到合營後業務發展這樣快，這下可放心了。”
當然，樂鬆生的這份快樂，也是有“經濟基礎”的：同仁堂最後定股為1526702.38元，按定息五厘，每年可提取定息76335.12元，每房可得19000元，超過合營前領取的14000元。
1955年，樂鬆生和其他著名資本家被邀請到中南海。毛澤東和周恩來你一句我一句，和他聊了許久，詢問他生活、工作情況，鼓勵他為醫藥事業多做貢獻。
雖然許多資本家參加了公私合營，但他們的心情是比較複雜的。有人說，當時的資本家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回家抱頭痛哭。1955年1月16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上曾談到榮毅仁先生，說：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裏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自己甚至幾代人苦心經營的企業一朝易主，在感情上是會產生痛苦的，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樂鬆生一帆風順。同年，他當選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市副市長。1956年1月13日，北京國藥業全行業公私合營，樂鬆生手捧大紅喜報，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澤東報喜。（見紅旗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凱歌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