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以後，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時供應給工廠，物價穩定，國家基本建設同時展開，工商企業有了很大發展。劉鴻生的水泥廠就突破了曆史上的最高紀錄。因此，1953年被工商界人士稱為“難忘的一九五三年”。他們對這個時期甚至十分留戀，情不自禁地說：“讓我們多喊幾聲新民主主義萬歲吧！”
然而，毛澤東的腳步是從來不肯停止的。
也就在這一年的9月，北京，金色的秋天，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一些代表圍坐在毛澤東身邊，氣氛十分融洽。有些聽到風聲的資本家問道：“毛主席，聽說要搞公私合營了，現在我們剛剛‘洗過澡’，一身輕鬆，正要大發展，不會再搞運動了吧？”
毛澤東肯定地點點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公私合營是勢在必行啊。”
不少人有些緊張：“‘五反’我們洗了臉，一公私合營，又要我們‘脫胎換骨’了吧？”
毛澤東淺淺一笑：“諸位老兄不必緊張，這一過程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於資本家自願，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時間。具體辦法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采取和平贖買的政策，逐漸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周恩來一直持謹慎態度。建國後，周恩來曾多次將一些著名企業家和民主人士引見給毛澤東，也曾與毛澤東一道，多次登門拜訪。老舍是周恩來40年代結識的朋友，一建國，周恩來即以總理的身份邀請他回國。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頭創作。在老舍創作《春華秋實》這部話劇時，周恩來向老舍詳盡地解釋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這出戲就政治宣傳。當這出戲寫出後，周恩來看完演出，立即打電話給老舍，婉轉地告訴他哪些地方還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相比之下，周恩來更喜歡老舍寫的《龍須溝》，並向毛澤東推薦，此劇上演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一道觀看。
在運動後期，周恩來還在統戰部長會議上講到，“在‘五反’中，有些同誌曾經在資產階級兩麵性的問題上發生過動搖，這是不對的。剛才我從曆史根源上講了它的兩麵性，現在它仍然有兩麵性……關於‘五毒’，毛澤東同誌在提出‘五反’的時候就確定了這樣五項，這是具體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說得過多就不利。比如對於資產階級的限製問題就是這樣。”他舉了一個例子，“我看了一個同誌的發言，他好像認為跟資產階級做統一戰線工作就是講‘外交’、應付、說空話。這是不對的。難道毛澤東同誌是在那裏閑著沒事做，把黃炎培找去聊天講閑話嗎？大家曉得，毛澤東同誌沒有這樣的閑工夫。他找一個人去總是有目的的。毛澤東同誌向黃炎培講清道理後，黃炎培就給資產階級寫信，首先是給上海資產階級寫信，用他自己的口氣向資產階級傳達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這有什麼不好呢？”毛澤東同黃炎培講的話，就是“四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潤分成四份，其中國家一份，即稅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費；還有一份是公積金，作為再生產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應該得到的純利。實際上，資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為公積金在將來發展生產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資本家得的利潤如果是在這樣一個範圍內，就是合法的利潤。我們要鼓勵他們這樣去取得利潤。
在談到中國工業發展時，毛澤東說過，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講交通運輸，不能忘記盧作孚。
前三位都已作古。而盧作孚正好與毛澤東同齡，是四川人，隻要小學文化程度，全靠自修取得較多的文化知識。以一條70噸小汽艇“民生”號起家，航行於嘉陵江上，逐漸發達起來。到了1935年，川江共有中外船舶80隻，民生公司一家就占了38隻，而外商輪船隻剩下十幾隻，這在舊中國是少有的事情。抗戰時，民生公司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官僚資本乘機加入股金，公司資產再度增長，擁有船隻116艘。抗戰勝利後，盧作孚向國外大量貸款買船、造船，又加上內部矛盾重重，使公司負債累累。解放大軍渡江後，中共上海地下黨通知民生公司負責人保護財產，不得破壞、轉移，宣傳了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盧作孚在香港撐持局麵，繞室彷徨，焦心苦慮如何擺脫危機，選擇自己的前途。他想到一個人：周恩來；在香港，有許多人向他說起周恩來處事的機敏與果斷。於是他給周恩來寫信，提出將民生公司交歸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