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些事情周恩來心裏也有些著急。有些地方的“三反”運動已經影響到正常經濟生活。
1952年2月14日，天津市委就“三反”期間維持正常經濟生活問題，曾給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在不影響“三反”運動的條件下，公營部門要抽出一定的時間和幹部照顧業務；請中央各經濟部門繼續撥給加工訂貨任務；給資本家中問題輕微的都作結論，使他們好做買賣；市政建設中該辦的事要照常進行。2月15日，毛澤東複電天津市委並轉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開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時，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鼓勵守法的工商戶照常營業，對半違法半守法的工商戶應分批做出結論，安定他們，以孤立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資本家。
據周恩來與陳雲、薄一波交談，發現許多地方的業務停頓現象仍很嚴重，毛澤東有關指示還有值得補充的地方，周恩來於當天又給毛澤東寫了信，說明自己的意見（周恩來信函見《黨的文獻》、《周恩來經濟文選》）：
主席：
今日政務會議散後，我與陳雲、一波兩同誌談到“三反”鬥爭中業務停頓問題，現在已到應該予以解決的時候了。我們認為照中央級“三反”鬥爭的目前情況看來，每個機關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來專搞業務，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繼續“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於影響“打虎”工作。這裏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個機關的各級領導同誌，並非指一般科員和勤雜人員而言，但各部門業務如果沒有各級領導同誌來管是無法進行的。
回後，讀了主席複黃敬（天津市委書記、市長）的電報，覺得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主席所指示的辦法是主要的一麵；同時，機關業務的恢複，也是必須解決的另一麵。沒有這一麵，黃敬所提有關經濟工作的四點意見，便有三點因與此相關而得不到解決。這正足以證明國家經濟的領導作用。頃又與彭真同誌通電話，他認為目前各機關抽出四分之一的人來專搞業務是可能的，到二十五日以後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來。我想，在中央及京津兩地的各機關，從現在起就可這樣做，在全國至遲三月一號也可以這樣做了。我們這種想法，如主席同意，請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開始執行。
周恩來
二月十五日
而毛澤東則希望中國的革命化進程快些，再快些。在“三反”、“五反”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又提出許多有益的設想。比如，他在1952年6月的一封信中說：
周總理：
（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毛澤東
六月十四日
毛澤東嚴格要求後代以艱苦奮鬥為本的思想可謂根深蒂固。在與其子女李訥的多次交談中，我發現她講起父親，最深刻的印象也是這一點：“父親沒給我們留下什麼錢，也沒有留下什麼‘官’；他隻給我們留了四個字：艱苦奮鬥。小的時候我們也不理解，但是大了，到了現在，才漸漸懂了他的意思：錢再多，會有花光的時候，官做得再大，也有到頭的時候，隻有艱苦奮鬥這四個字一輩子也用不完。這也才理解了父親為什麼對我們那樣嚴格，其實他是愛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