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高、饒並不領情，高無“高風”，饒不“饒人”，繼續在陰謀的斜坡上滑行。
本來主持財經會議的是周恩來，讓高崗和饒漱石在下麵一攪和，氣氛變得不正常起來。當他講話時，下麵有人不是交頭接耳，就是發出哄聲。到會議總結的那天，周恩來拿著講稿，剛要走上台發言，從坐席裏就發出亂七八糟的聲音。他開始沒有理會，徑直往台上走，起哄的聲音反而大了起來。周恩來說：“你們這樣，我沒有辦法做結論。”
“沒有辦法做就不要勉強嘛。”高崗不軟不硬，“財政經濟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還總結經驗不成？”
並不怎麼好笑的話，被捧場的饒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挑得亂笑一陣。
應該說到場的大部分幹部都是忠於黨的事業的，隻是他們不知道幕後的一切。他們有的睜大眼睛仔細捕捉每一句話；有的在全神貫注地記筆記。講到最後，周恩來臉色嚴肅，取下眼鏡，放慢音調，一字一頓地說：“有些發言不盡妥當。”高崗沒有抬臉，用紅藍鉛筆在本子上使勁敲著，又用力將本子合上，發出些許不和諧音。
在此期間，正遇上朝鮮戰爭停戰談判。雖然周恩來將軍事工作交給了彭德懷，但是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事，還得他出馬。當時坐在談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後是李克農和喬冠華。在什麼問題上據理力爭，在什麼問題上可以妥協讓步，都是按周恩來的指示進行的。他仍時常與第一線通電話，了解最新情況，做出最新決策。那時的線路不好，又沒增音設備，聽起來比蚊子聲還小。周恩來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電話都累得一身汗。正是三伏天，服務員在門外聽到沒有總理的聲音了，急忙進來送茶水，遞條熱毛巾。周恩來擦把臉就覺得舒服許多。財經會議的事還在他腦子裏轉。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剛翻譯出來，他讓手頭無事的秘書和他一起學，並給自己封了一個“官”就是西花廳的學習小組長。當時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沒翻譯出來，他得知其中有章節專門論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問題，囑咐齊燕銘盡快組織人翻譯出來，他要和辦公室的人一道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