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秘書講，總理從來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識分子自居。他常常說我是個中學生，我當總理是毛驢子當馬騎啊！當總理我是不夠格的，隻要有比我強的人，我馬上下來讓他當。
關於態度問題，他主張靠自己覺悟。他舉了一個例子：張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國民黨政府的考試院長，重慶解放以後，開始有了覺悟，後悔了。以後他回到北京，又轉到天津。他和我總算是師生關係了，也很接近，但是我絲毫沒有勉強他寫一個東西。以後他慢慢地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人民中國的好處，開始跟我講了一些他最讚成、最高興的事，但是我仍然沒有請他寫一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後才最可靠。這樣一耽擱，沒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臨終前他寫了一個遺囑，大家可能在報上看到了。也許這是我的一個缺點，沒有及早地幫助他提高覺悟。假使我知道他身體那樣差，早一點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點進步表現，使人民對他有更多的了解。這是我抱歉的地方。
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特別強調：“思想改造，首先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加緊展開。文藝界結合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進行思想改造。1952年1月，各民主黨派人士，各級政府和企業中的專家，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都相繼開展思想改造運動。
一般地說，毛澤東總是本著“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是這樣。拿周作人來說，他在抗日戰爭爆發時，曾喪失民族氣節，出任偽政府要員，被人斥之為“漢奸文人”。日本投降後，以叛國罪於1945年入獄，1949年1月保釋。此後在家賦閑，生計困難。解放後不得已向周恩來寫了封6000多字的長信，有所訴說。周恩來見信後，認為縱觀周作人的一生，早年曾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大潮，對文學界、思想界頗有影響，以後亦繼續批判封建舊道德、舊文化，反對北洋軍閥統治，做過一些好事。為慎重起見，周恩來又將信轉呈毛澤東。毛澤東指示：“文化漢奸麼，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此話正合周恩來的心意，他立即讓分管文化的陽翰笙具體落實，並轉告周作人說：“對人民犯了罪的人，隻要真心實意悔過，總不能餓死他。用其所長，為人民服務，對人民有好處。”
到1952年底，思想改造運動基本結束。它對於知識分子了解新中國，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有著積極作用。
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公報中批評了一種傾向，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的一些幹部滋長了一種危險的驕傲情緒，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這段話本來是針對高、饒事件而發的。但在胡風看來，周揚等人在文藝界的做法正是如此。他越想越覺得，自己屢遭批判都是因為過去就和周揚等人有矛盾，是周揚故意整他。現在報上仍在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自己的答辯文章又無處發表。一方麵為了表明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完成總理提出的任務，胡風決意上書黨中央、上書毛澤東。
在寫情況報告時，夫人梅誌一再勸他：“雞蛋不可和石頭相碰，萬一砸下來，可不止腳痛。”胡風耿直的性子哪裏肯聽：“這是向黨交的一份報告，現在不是封建帝王時代了，應該相信黨，即使意見提錯了，也不過再挨頓批評，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檢討嘛，不必害怕。”
妻子無奈，提著一顆心，看他和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等人，無比投入地寫起那份《三十萬言的上書言事》。
正如30年代魯迅先生所預料的，他說胡風“為人耿直，易招怨”。胡風的信直呈黨中央，這下惹了大禍。更大的風暴衝他迎麵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