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的30萬言書，平心而論，從內容上說尚有不夠正確甚至錯誤之處，在措辭上也有偏激和欠妥當的地方，對文藝界的現狀的概括和分析，亦有偏頗。如果能夠冷靜地對待，在文藝界開展自由討論，倒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是當時卻把他的文藝思想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進而把他作為敵對分子處理，釀成一大悲劇。
30萬言書受到批判以後，胡風受到多方壓力，寫了《我的自我批判》，但是沒有人理睬。倒是另一件事更引人注目：舒蕪又把解放前胡風給他的私信摘錄並加以注釋拿出來發表。這種斷章取義地發表私信的做法對胡風夫婦打擊不小，認為憲法規定的通信自由也得不到保障，還有什麼道理可說呢？
胡風及其追隨者的來往信件被沒收，並被彙集出版，成了胡風的罪證。毛澤東看了舒蕪整理出的信和胡風的檢討，斷定胡風等人是個“反黨集團”。因此，1955年5月初，中宣部、公安部共同組成胡風問題專案組。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親自寫了按語，指出胡風及其七月派作家群其“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
毛澤東太相信手頭這些經過加工的材料了。
他一生中花費了許多時間對付那些他認為的“獨立王國”。
批判胡風的調子逐步升級，從“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由“反黨”，上升到“反革命”；由對胡風本人的清算，擴大到“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凡與胡風在工作上、生活上有聯係的人，都被審查，並被誣陷為“胡風分子”，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受株連者數以千計。
梅誌曾提出兩人一道自殺。胡風搖頭：“這樣會認為我們是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那今後有誰敢為我們辯護啊！”
7月初，胡風以“反革命”罪，被撤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和中國作家協會書記、《人民文學》編委等職務，並被開除中國作家協會會籍。8月，經人大常委會批準，由公安部逮捕了胡風，同時拘捕了梅誌，關押於北京秦城監獄。
梅誌被關押後，曾被問及“你們寫30萬言書的目的是什麼？”
梅誌回答：“希望中央采納，大家可以更好地工作。”
又問：“中央這麼多人，難道就不會工作嗎？是不是胡風想當部長？”
“胡風又不是黨員，能到中央當部長嗎？他最大的願望也不過是希望能得到允許辦一個雜誌。”胡風肯定了這樣的回答，“如果要做官，建國初期，職務多得很，不怕沒有官做。當時我隻是想自由地寫點東西。不再搞文藝理論了，隻想寫詩歌頌黨和人民！”
1965年，胡風被關押了10年之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這年年底，胡風被假釋出獄。可第二年春節一過，他一家被通知離開北京去四川定居。1967年10月，隨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深入，胡風由雅安地區的蘆山縣勞改農場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監，與梅誌分離。按照原先判決，胡風應於1969年8月刑滿，但無人過問。1970年年春，胡風上書有關部門做出處理。報告送出後，不但沒得到釋放，反而四川省公安廳派人對胡風住處進行了搜查，在搜查中發現胡風所保存的一張毛主席像的背麵和四周，有胡風手寫的詩詞，當局即以此為大不敬罪，改判為無期徒刑，並押解至大竹縣第三監獄關禁。1976年周總理逝世，胡風受到很大打擊，他一直把周總理作為精神支柱。在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胡風的神經錯亂曾發展到很嚴重的地步，經常自言自語，與空中的假想人對話。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風的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在1979年元月15日，即春節的前兩天，胡風終於獲得了自由。
自然，毛澤東與周恩來都無法知道胡風的結局。
胡風的冤屈隻能留給後世記取。
嚴格地說，俞平伯、胡風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接觸並不多。接觸多，誤解也多的是另一位人物——
他就是個子小小、腦袋大大，外表像個不起眼的小老頭，卻是個滿腹經綸的大學問家的梁漱溟。
他曾被周揚稱為是唯一敢與毛澤東主席在公開場合唱對台戲的人，敢於麵對麵向毛主席提反對意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