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哈達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戴著一副厚厚的寬邊眼鏡，再加上他那個性堅毅的輪廓，像個懷才不遇的老學究。他不苟言笑，也不怎麼激動。對於任何事都是對方先談了，他才開口。那個時期，印尼社會上有一種流言，說蘇加諾和哈達的矛盾是源於爪哇和非爪哇幫派之間的矛盾。但據蘇加諾的朋友、又是哈達留荷時的老同學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對黃鎮說的，並非如此。他認為那是出於不了解印尼國內政治真實情況者的猜測，他很了解哈達。哈達出生於蘇門答臘，是米囊加保族人。1927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反帝同盟第一次大會上，哈達曾被選為大會副主席。印尼獨立後，蘇加諾任總統，哈達任副總統，後任內閣總理。但由於兩人在政治上存在原則分歧，哈達於1956年12月1日起辭去了副總統職務。因此，哈達成為當時一個眾說紛紜的人物。每年伊斯蘭萊麥丹開齋節，黃鎮夫婦都去向哈達夫婦祝賀節日，他們也必以豐盛的茶點招待，並且彬彬有禮，很講究荷蘭人的那一套禮儀。如果國內有藝術團、雜技團或展覽團到雅加達，朱霖總邀請哈達夫人去觀看，哈達夫人也樂意參加。然而哈達本人深居簡出，不參加這類活動，也不參加任何外交使團的活動。
不過，黃鎮已經意識到哈達在密切注視中國。他陪蘇加諾訪華後，在一次會見中，哈達詳細詢問有關中國建設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進行對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用於文化教育和福利事業經費占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總開支的比例；政府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及其宗教信仰自由……
幾次交談之後，黃鎮發現哈達外表莊嚴，內心精細。說話都掂斤兩，做事都用心思，絕非等閑之輩。他尤其重視印尼的經濟建設。黃鎮有意讓國內邀請哈達夫婦訪華。
可外界輿論對使館不無影響。有些同誌對黃鎮的提議很有顧慮。
“現在印尼政界都稱哈達是右派代表人物，也有人說他是反共頭頭，是地方武裝叛亂的總後台……”一位參讚憂心忡忡地說，“目前國內可是在打右派……”
他坐在離門不遠的藤椅上，把雙手交叉在胸前，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上，仰著下巴頦，眯縫著眼睛。
幾秒鍾的沉默過去了。
“我認為哈達在國內反共，但他並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是在他執政時期做出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近年來也不敵視中國。至於他是印尼政界的‘右派’，是什麼‘總後台’，那是印尼自己的事，我們不參與他們的內政。”黃鎮談了自己的想法。
那幾個人慢慢地把臉轉向他，麵麵相覷。他們沒有忙於做出回答。其中一位說道：“我們內部好統一。可蘇加諾和哈達是有矛盾的，而你剛剛陪蘇加諾訪過華……”
“關於這一點，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跟我說過，蘇加諾和哈達都表示，雖然在政見上有矛盾，但他們並不是不可以團結在一起共同反帝反殖、共同對荷，進行收複西伊裏安的鬥爭，更何況他們兩人有過情同手足的戰鬥友誼。同時人們也公認蘇加諾、哈達是印尼共和國獨立宣言的締造者，印尼共和國二位一體的領導人。我希望‘二位一體’團結起來，為印尼的繁榮富強而共同奮鬥。”
黃鎮說完之後，幾位領導都愉快地點了點頭。
“我們馬上向國內報告。”黃鎮說著站起來，“請哈達這麼一位重視西方實證邏輯的人親自去看看中國，了解新中國的‘實實在在’真情，以便彼此共同促進中印尼友好關係。”
哈達夫婦應周總理的邀請，於1957年9月下旬訪華，以國賓的身份參加國慶觀禮，並受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們夫婦一回到印尼，就被記者包圍，要哈達發表觀感。哈達扶正眼鏡，依然是那副學者風度：“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使我感到驚訝和欽佩，超過了我原來所估計的成就……”他的話使反對派一驚，接著群起而攻：“你不是標榜反共嗎，為什麼替共產黨國家講話？”哈達挺直脊梁，黑眼睛在鏡片後麵溫和地轉動：“我是反共，可我和中國友好。我講的是真情，不信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反對派們吆喝著，不滿地敲打著紙和筆，倒拿著照相機向哈達夫婦瞎拍……
接著，哈達第一次應邀來到中國使館，又引起報界的“爆炸”。宴會上，他向黃鎮談起他訪問新疆的情況，說陪同他們夫婦前往參觀訪問的是前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新疆省主席包爾漢，維吾爾族人，講得一口極其流利的德語，使得他們無須通過翻譯也能直接對話。哈達重新陷入沉思中，他的眼睛模糊起來了。在這瞬間，黃鎮大使期待著哈達再說些什麼。哈達頻頻搖頭，嘴唇和喉嚨蠕動著，好半天才說：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中國那樣遙遠的省份，還有那樣的人才！你們真是大有希望！”（見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我的曆程》世界知識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