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躍進”以來的形勢，毛澤東有過反思。他在1960年6月18日所作的《十年總結》中，談到高指標的教訓時，否定過自己，即肯定了周恩來：“1956年周恩來同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下了三年的餘地，多少好啊！”但他並不因此改變整個“大躍進”的既定方針，誰都難以突破曆史的局限。他的方向沒有變，隻是在不斷地校正行進的腳步。
這年的9月下旬，毛澤東家鄉的兩個人來到北京。
他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他們是代表鄉親們，要來向“主席三哥”麵陳農村實情的。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毛澤東的姨表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王季範家裏。王季範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10個問題，準備當麵向毛澤東彙報。老人是個熱心腸：“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眼看國慶節都過了，毛澤東還是沒有接見。他們有些著急，催主席秘書快辦。秘書說：“主席很忙，他現在確實沒有時間見你們，材料由我們帶去好不好？”
兩個老鄉一口拒絕：“不行！不見主席三哥，我們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說過，鄉裏來了很多信，他收不到。”秘書沒法，又去請示，回來說：“請兩位老人體諒，主席還是沒有時間接見你們。”
毛澤榮一拉文東仙：“他沒有時間，我們自己去找他。”說著，兩人就到了中南海警衛局，請接待室的同誌打電話找毛澤東。毛澤東正在開會，聞訊囑咐接待人員安排兩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見。
又過了幾天，他們兩人和王季範終於來到了毛澤東身邊。兩位鄉親一見毛澤東，發現主席比前幾年蒼老了，鬢邊白發增多，眼角皺紋加深，神色憔悴。他們顧不得多想，滔滔不絕地說起家鄉的事：
——公社和生產隊幹部向上虛報產量，又不按科學種田，為了多插一季稻穀，強令社員正月下種，結果爛了禾種，便砍社員的口糧；還盲目下令密植，結果減了產；
——不少幹部作風不民主，有的作風惡劣，隻能按他們講的辦，社員有意見不敢提，誰提就會被戴上“反黨反紅旗”的大帽子；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青壯年全部上了工地，家裏隻剩下婆婆老倌和細伢子，稻子掉在田裏，紅薯爛在地裏，都不能及時收回，弄得大家口糧奇缺；
——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社員的雞、鴨、豬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沒收，搞得雞犬不寧，差不多都絕了種；
——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隻能吃到米糠，煮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療養院住了好多人，醫療跟不上……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給你彙報。你住在北京城裏，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文東仙也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
王季範附和著說：“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兩個省視察，以調查了解一些真實情況。”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心裏很不是滋味。他問道：“你們現在的口糧是怎樣分吃的？”
毛澤榮答：“小孩每天三兩，大人一斤。”
“老秤還是新秤？”
文東仙答：“是新秤。”
王季範插言道：“莫說農村是這樣，我的糧食也不夠，每天隻有七兩米，兩個孫王海容和王啟華在校讀書吃不飽，經常把我的飯吃個精光。真是餓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澤東依習慣半支半支地抽著煙。青的煙縷嫋嫋地往上飄，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在像煙絲的霧中，紛紛地，輕輕地，但又重重地壓在心上。心是沉悶得很。他憂鬱地說：看來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辦法。
1961年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還說今後搞幾年慢騰騰，指標不要那麼高，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全會一結束，毛澤東派三個調查組去農村，胡喬木率調查組到了毛澤東的家鄉。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製，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座談會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裏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解散了食堂，該當何罪？！
4月14日，胡喬木向毛澤東寫了信，連同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等4個材料，要毛澤東的侄子毛華初送交當時正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當麵向毛澤東彙報。
毛澤東看完信件和材料後，於15日接見毛華初。
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辦不下去呢？”
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
“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