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誌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幹，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誌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跡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誌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誌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麵，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麵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隻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隻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隻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曆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幹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誌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卷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