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戰犯，人們的心理是複雜的：國民黨軍隊塗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館”、“渣滓洞”等處彌漫的血腥，真是十惡不赦，殺了也不解氣。
杜聿明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致禮還活著，他更沒有想到女兒後來嫁給了楊振寧博士。
“特赦”的醞釀過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驕陽照在沉雄的機場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410號專機緩緩停在跑道上。當李宗仁走下機艙時，他看到了湧動的歡迎人群。周恩來身邊站了一大批國家及各部門領導人、民主黨派負責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兩行熱淚不由奪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來與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舊部杜聿明、宋希濂、範漢傑、廖耀湘等，雖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中共釋放戰犯的報道，他誤以為這隻是一種宣傳，即使釋放，這些舊時的罪人還不早就銷聲匿跡，或者去了香港台灣，最好的結局也不過貶為平民百姓，頤養天年。共產黨的監獄總不是天堂吧，十來年下來，不死也該瘦一圈了……可是他們不但活得壯壯實實，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現出當年的風采！
思緒波瀾起伏間，周恩來將一位瘦小個子、戴眼鏡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麵前，李宗仁似曾相識：這不是末代皇帝麼？他怎麼也來了？周恩來在一旁笑著介紹：“溥儀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歲了，不像吧？”
李宗仁話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後的歲月裏，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歎一番：“縱觀上下幾十年，縱橫五大洲，曆史上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權能夠這樣？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來，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總統也萬裏來歸。這隻有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新中國才能做到！”
和溥儀一樣關押在監獄裏的戰犯們是怎樣獲得新生的呢？
周恩來又花費了怎樣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撫順、北京等地，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
1950年春天，周恩來召集公安部長羅瑞卿和司法部長史良前來中南海，說有要事相商。到他倆坐定，周恩來告訴他們，今年2月間，他隨毛澤東主席訪蘇期間，與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那條文早已公布了。在會談中間，中蘇雙方還商定，被蘇方俘獲的日本戰犯、偽滿戰犯，繼續押在蘇聯已經不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已成立，理應把這些家夥交給中國作為主權國去按照自己的法律進行處理。毛主席考慮得很周密，決定這件事不對外公開，以防移交期間發生種種不測。
羅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個直率、性格活躍的人，他希望能將這些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戰爭罪犯，予以審判，量刑處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國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來，仿佛透視了興奮的羅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內心語言，特為鄭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我們把這一批戰犯罪犯接收關押起來，進行改造，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理由是：“民族之恨、階級之仇，是不該忘的。可是今天，形勢不同了。別說殺掉一個，一百個也容易得很嘛。我們還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變成朋友。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
“ 我完全有信心，我們能把他們改造好。”
周恩來又從《共產黨宣言》最後那句話講起，說，共產黨人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自然包括這些戰犯。我們的統戰政策是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有利於民族和人民，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舊中國的西太後、袁世凱以及蔣介石都不能容人，因為他們都是封建統治者，他們隻代表少數人的利益，所以不會“大公無私”，胸懷寬闊，高瞻遠矚。
兩位部長注意到，周恩來對“一個不殺”沒有明確，總理是用了“將來”二字，因為時機尚未成熟。
轉眼到了1956年年初。這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的一個工作報告中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當天，周恩來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誌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的意見》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中央準備特赦戰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的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了這一決策的意義。周恩來說完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後，把話題轉到國內戰犯：“對於國內戰犯的處理，也可以有兩種設想，一種是判刑，甚至判死刑，當然也要按其罪行來判，這是他們罪有應得，是合理的。但這隻是一個方麵，我們若設想一下，大陸上的戰爭結束已經6年到7年了，國內人民過上了和平的生活，戰犯的罪行已經成為過去，又經過6年到7年監獄生活的改造，他們也已經起了變化，這時就可以考慮到底是不是要殺他們。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隻能起消極作用，對台灣產生消極影響，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總是要殺的，增加了恐慌，這不符合我們的政策。”
關於戰犯，人們的心理承受是複雜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國民黨軍隊塗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館”、“渣滓洞”等處彌漫的血腥，真是十惡不赦，殺了也不解氣；可是，這些高級戰犯，高高在上，並沒直接欠下血債。可是又有人會問：沒有上麵的命令，具體執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