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薛明彙報賀帥被害詳情的客觀條件完全成熟。於是，她寫下了《向黨和人民的報告》。《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賀帥被害真相大白於天下。1980年12月6日及後來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薛明列席旁聽。她回憶說：“我們聽到法官一聲命令：帶吳法憲！一陣熱血湧上心頭，回頭一看，吳法憲垂頭喪氣地由法警押上來了。這個人，過去一見到賀龍，就連連點頭哈腰，一副恭順相，後來操縱著‘賀龍專案組’，手段是夠毒辣的。他招供出許多罪行，真使人驚心動魄。比如說，葉群整賀龍的假材料，和他合夥把我弄到邊遠地方，這些，我都是聽了吳法憲的招供才知道的。”
賀龍與蹇先任生下的女兒賀捷生，解放後不久考上了“北大”曆史係，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裏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間，因受牽連，被剝奪公民權利，下放勞動改造，這期間，她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
被審查達五年之久。在這期間，先是原來的丈夫離她而去，接著父親慘死，繼而12歲的女兒上吊自殺。不久，她的第二個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後，她才暫時解脫，回到北京，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
1975年4月，賀捷生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尋找賀龍遺骸，補行喪禮，訃告國人。6月，她接到通知，賀龍的骨灰安置儀式將秘密進行，“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治喪、不報道、不宣傳”。賀捷生十分氣憤，再次上書毛主席，並請鄧穎超同誌轉交給周總理。周總理在醫院得知此情，當即親自給毛主席寫信，並附上賀捷生的信。過了兩天，事情有了著落，周恩來打電話給賀捷生，表示自己將抱病前往參加賀龍的骨灰安葬儀式並親自致詞。
賀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於為老同誌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後又陸續複出的元老們關係密切。那時，她為了把下麵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麵，想盡了各種辦法。她雖然不會抽煙，但隨身總帶著一包煙和一個打火機，為的是在緊要關頭及時燒毀材料。
1978年，鄧穎超親自為賀捷生舉行婚禮。新郎叫李振軍，當時任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軍區政委，是一名儒將，在戎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戰，而且能吟詩作對。
1988年，賀捷生被授予大校軍銜，以後又提升為少將軍銜。
薛明與賀龍結婚後，共生有兩女一子。女兒分別叫賀曉明，賀黎明，兒子就是賀鵬飛。賀鵬飛小學時就讀於北京育才小學。1962年，於北京男四中高中畢業。賀龍希望鵬飛進清華大學讀書，但他還達不到清華大學的錄取線，而像他這樣的高幹子弟本可以保送進大學，然而賀龍嚴於律己，沒有這樣做。這一來，賀鵬飛竟連續兩年沒有考上大學，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補習直到1964年才考入清華大學。
文革初期，賀鵬飛成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與幾個高幹子女左右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運動，據說他們當時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後來，隨著賀龍夫婦相繼被打倒，他本人也從“紅五類”變成了“狗崽子”。
賀龍被打成“反革命”後，當時的中央文革發通緝令捉拿賀鵬飛。賀鵬飛和賀曉明把妹妹賀黎明藏到廖承誌家後，兄妹連夜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在一條往返於津滬的貨船上當苦力糊口為生。當時賀鵬飛大學尚未畢業，周恩來經過多方打聽查找到他們兄妹的下落並擔保不再逮捕他們，賀鵬飛和賀曉明這才回到學校繼續學習。
1967年10月，賀鵬飛患了重病，無法就醫，當時尚未被打倒的陳毅仗義執言，才把他送進了醫院，但一場大病還沒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頭上。
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以“企圖外逃”把賀鵬飛、賀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幹子弟送進少年管教所審訊了半年。
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賀鵬飛則進了一家工廠當工人。
“文革”後，賀鵬飛因學的是機械專業，所以進了北京市機械進出口公司。
工作期間，與當時在該公司任資料員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女兒馮露結婚。
賀龍平反後，賀鵬飛於1979年前後參軍，並於1980年在清華大學及國防科技大學研修軍事工程誘導戰術。後升任為總參謀部通訊部副部長、裝備部副部長，次年升為裝備部正職。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最年輕的少將，後轉入海軍，擔任海軍副司令員，升至中將軍銜（不幸於2001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