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連賞本來就有嚴重的腸胃病，他一生為別人看病，而自己身體卻一直很虛弱，多年來隻能吃點軟食和稀飯，就是水果也要蒸熟才能勉強吃下。這並不是什麼享受，更不是擺闊氣，而是因為長期疾病折磨不得不這樣。但是林彪的走卒們卻造謠說他貪圖享受，擺官老爺架子，過的是“資產階級老爺的生活方式”，“連稀飯都要煮兩個小時，少一分鍾都不成”。監獄裏的一個小頭目說：“他過慣了資產階級生活，不給他病號飯吃，這樣對他也是鍛煉，和群眾打成一片嘛。”
從入獄到死，他一直沒有好好吃一頓飯。
1968年3月29日，北京東郊某火葬場，“工作人員”緊張地忙碌著。有一死者，火葬證編號：001453；死者姓名：6847；住址：空白；年齡：空白；此因：空白。幾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死者就是家住北京香山新村，以75歲高齡，帶著手銬腳鐐，不堪重凍餓、毒打，在非人的折磨下，含冤屈死獄中的傅連賞。死後骨灰被揚撒得一幹二淨，真正做到了“上級領導”要求的“不留痕跡”。
林彪為邱會作救了火
邱會作替林彪除了一大“隱患”，除了進一步得到林彪的信任外，並沒有取得“文革”的免鬥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燒越旺，群眾對邱會作的為人以及他在總後勤部的所作所為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衝擊。
前麵說到，邱會作1966年10月挨批時林彪曾出麵把他保了下來，並講了一番對幹部要注意“大節”的話，為邱會作鋪了一條活路。但此時，林彪當時講過的“對於小節有錯誤的人，為了用他，就要批評他”和“玉不琢不成器”等語，則成了另一派群眾衝擊邱會作的理由。
1967年1月19日，邱會作接到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的命令，從西山回到總後機關，接受廣大幹部群眾對他的嚴厲批判。第二軍醫大學“紅縱”則幹脆在總後大院把邱會作捉將起來，無休止的加以批鬥。這一次，邱會作遭到了包括罰跪、噴氣式等刑罰在內的“批鬥”，被打斷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兩片肌肉斷裂，造成終身殘疾——後來邱會作再度掌權，進行了瘋狂的病態式的反撲和報複，也在料想之中。
邱會作著實招架不住了，情急之中想到了老上級林彪，心想眼下也隻有“副統帥”能救自己、肯救自己。趁著看管人員放鬆之機，邱會作在紙片上寫信給葉群，發出了緊急呼救信號——“向林總求救！今後仍同過去一樣，隻要有一口氣，就堅決跟著林副主席走。”
邱會作的老婆胡敏（邱的辦公室主任）也幾次三番地打電話向葉群求救，葉群均不予理睬。沒辦法，胡敏隻得向林辦秘書張雲生哀求幫助。她以又低又弱的聲音乞求道：“張秘書啊！請你轉報葉主任，我們老邱被二醫大紅縱抓去好幾天了，聽說還挨了打。他身體很不好，這樣對待他，他可受不了！希望葉主任在林副主席麵前講幾句話，放出我們老邱吧！”
張雲生把胡敏的話轉告給葉群，葉群冷笑：“活該！邱會作的小姘頭一大串，現在人家家都起來揭發他，叫我們怎麼說！”
但胡敏畢竟是邱會作的老婆，身家性命也擔在“老邱”頭上，自然不像葉群那樣無關輕重，她還是硬著頭皮一遍遍地給葉群或者張秘書打電話，有時說到後來，聲音都有些顫抖，說著說著就要哭起來：“我們老邱天天挨打，現在快不能動彈了，快折磨死了！林副主席和葉主任快想辦法救救他的命吧！”
這時，葉群也覺察到事情有些不對頭了，再熬下去，邱會作要被“燒焦”
了。她忙把電話記錄要了去，找林彪商量對策。
1月24日晚9時左右，葉群興衝衝來到秘書辦公室，進門便取出一張白紙條放到辦公桌上，情緒激昂地指著桌上那張紙條說：“首長決心要保邱會作。這是首長和老夫子親筆寫的。老夫子今晚來見首長，我把他也抓住了。你們都來看看！”紙條上寫著幾個雞蛋大的草體字：
立即放出邱會作
林彪
陳伯達
前麵幾個字是林彪的字體。林彪的簽字後麵，是陳伯達的親筆簽名。
葉群一反不久前的冷漠態度，抑製不住興奮說道：“夫子是中央文革組長，有了他的簽字，就更好辦了。這個事我得親自出馬。邱會作是首長的老部下，能夠見死不救嗎？”接著，葉群布置秘書張雲生和李春生以及負責警衛工作的劉吉純陪她一起去總後大院，另外還要帶幾名警衛中隊的戰士，以便應付意外。同時讓人在毛家灣守著電話，必要時請北京衛戍區傅崇碧派部隊去“解圍”。
布置完畢，葉群領著幾個人分乘兩輛小汽車向總後大院進發。
正是夜深人靜，又值隆冬，鬧騰了一天的總後機關大院，多數辦公室裏已經沒有燈光，各個角落，黑糊糊的。兩輛小汽車直馳中心辦公樓。張雲生下車到樓裏探聽消息。一位30歲上下幹部模樣的人驚異地問：“你是哪裏來的？”
“我是林副主席辦公室的，葉主任就在外麵的汽車上。我打聽一下，邱會作被群眾組織抓走之後，現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