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們想把紙上的東西變成現實，一個理想的步驟就是先當上國家主席。
人們都很清楚，“九大”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
當時，在“造反”和“奪權”運動的衝擊下，全國省市級黨委基本癱瘓，在林彪和江青集團的活動下，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被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的，隻有53人。
八屆十一中全會時的政治局委員陳雲、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人被排除出政治局；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薄一波、譚震林、李井泉、陶鑄、宋任窮等人連大會也未能出席，處於隔離審查之中。
而九屆一中全會選出的21名政治局委員中，林彪的主要幹將和追隨者達12人之多，占60%，已占多數。所以林彪醞釀提出的要當國家主席的設想，似操有勝券。
可是毛澤東在1970年3月8日召開的為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做準備的會議上，偏偏提出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3月9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毛澤東的建議深深觸動了林彪集團敏感的神經。在他們眼裏，四屆人大是繼黨的“九大”以後又一次分配權力的會議，他們想通過會議撈到更多的油水。
林彪當時住在蘇州。他知道了毛澤東的意思，又喜又憂。喜的是，毛澤東表示他自己不當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當然就要輪到他這個第二號人物當了。憂的是，毛澤東同時又提出主張不設國家主席。如果真的不設，那就是說，誰也別想當這個主席。
向來是“毛主席表態我表態”的林彪，這時也顧不得自己創造的“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名言了。因為他很清楚，現在如果不反對，到時毛主席正式講了話，大家肯定都會舉手同意，到那時就不好辦了。他下了決心，果斷出擊，盡早讓毛澤東改變主意。
3月9日，也就是毛澤東提出意見的第二天，林彪指使葉群給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打電話說：“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要他們製造設國家主席的輿論，先穩住陣腳。
接著，林彪又兩次給毛澤東打電話，提出“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意圖很明顯。他希望聽到毛澤東說：國家主席我是不當了，要當，你就當吧。
可是毛澤東不僅沒這樣說，還讓秘書給林彪回話，說“問候林彪同誌好”，其他的什麼也沒說。這倒使林彪捉摸不透：問候我好，莫非是覺得我不好？是指身體，還是頭腦？
4月11日深夜，在蘇州的別墅裏，林彪躺在沙發上，閉著眼睛，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隻是從他偶爾跳動一下的眉尖上，判斷他是在下什麼決心。果然，夜裏11時30分，林彪把秘書叫進來，口述了他的一份所謂“建議”：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轉引自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中央文獻出版社）
為了這個“建議”，林彪真動了一番腦筋：第一條，他直接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好像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已經解決，而隻有設了國家主席，毛澤東才可能當；後麵兩條：他不當副主席。那就是說：要麼毛主席當，要麼他當，副的他是不當的。這幾條建議，說出口還可以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圖又曲折地表達出來，這真是林彪的一份“傑作”。林彪不愧是謀略家，陰險的謀略家。
林彪口述完自己的建議，讓秘書複誦一遍，確認無誤，便叫秘書立即用電話報告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向毛澤東報告了林彪的意見。毛澤東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毛澤東用三國時的曆史故事，告誡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對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的話對林彪是個沉重的打擊。但他並不死心，就像當年要攻克敵人據點一樣執著。他發動他的黨羽四處活動，製造堅持設國家主席的輿論。同時，指使參加政治局憲法起草小組的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要他們堅持在憲法草案中規定設國家主席。
葉群還約吳法憲來毛家灣談“事情”。葉群對吳法憲說：“九大後，一○一是副主席，是主席的接班人，這是上了黨章的。但是，還沒有相稱的行政職務，這對於首長來說，是不合適的，工作起來也不方便，我把這個意見曾向首長交換過，他也有同感，你的意見怎麼樣？”葉群經常不停地在一次講話中變換著對林彪的稱呼，多數是隨著談話對象以往的稱呼，有時又有很大的隨意性。
“我的看法與主任一樣，有什麼指示請主任說，我一定照辦，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我一定堅持這點。”投靠毛家灣以後，“照辦”成了吳法憲的第一選擇。
“九屆二中全會，將討論四屆人大的事宜，許多人事安排將被提及，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總怎麼辦？往哪裏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