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黨中央召開了華北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對陳伯達進行了無情的揭發批判。1971年4月24日，周恩來就陳伯達的問題作了長篇報告，並宣布黨中央對北京軍區進行改組。免去李雪峰、鄭維山北京軍區的領導職務，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謝富治為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九一三”事件之後一份中共中央通知中說：“這就搗爛了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的窩子，挖了他們的牆角。”
會議決定，從1月下旬起，黨的各級領導機構逐步開始“批陳整風”運動，毛澤東以批文件、加按語的方式，關注和領導著這一運動。
1971年1月9日，中央軍委召開了一百多人參加的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既沒有批判陳伯達，也沒有檢討自己的錯誤。毛澤東為此對軍委座談會進行了批評。2月20日，軍委辦事組不得不寫了一個檢討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你們幾個同誌，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3月24日，毛澤東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示：“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接著，毛澤東又在他們的檢討上加寫了一段批判陳伯達的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反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3月20日，毛澤東在×××3月19日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誌一閱，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1971年4月7日，毛澤東、黨中央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對黃永勝、吳法憲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摻沙子”。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總結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按照主席的教導，切實改正錯誤。
1971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文章，回顧中共成立50年來的曆程，在談及“文化大革命”和與劉少奇鬥爭時，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話“號召全黨要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文章並以與劉少奇鬥爭為例子，強調黨內鬥爭仍在進行，“壞人總是偽裝自己，搞陰謀，耍兩麵派。
但是他們既然要幹壞事，就不能不暴露。”說者有心，聽者當然有意。林彪聯想到陳伯達被稱為“劉少奇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其性質和下場可想而知。事實也是，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對黃、吳、葉、李、邱的批評都與陳伯達聯係在一起，批陳整風彙報會後，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雖仍公開露麵，參加需要他們參加的各種活動，但實際權力正在受到削弱，不由得做賊心虛，深感前途莫測。
毛澤東強調廬山之事沒有完
7月，毛澤東向政治局推薦了一本晚清小說《何典》，特別指出了書中四句話，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內涵。
“說嘴郎中無好藥，死病無藥醫，藥醫不死病，一雙空手見閻王。”
在毛澤東步步緊逼的攻勢下，林彪集團的處境日艱，地位日下，實力大減，終日如坐針氈。他們明白，“毛澤東要攤牌。”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