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友開的車，不但技術上是保險的，在政治上也是絕對保險的，我們坐的是一列永遠翻不了的政治列車。”王維國也附和著說：“這是一列光明的車，勝利的車。”江騰蛟連忙說：“對！對！”車裏發出一陣陣狂笑。在去烽火台的路上，年齡比林立果大一倍的江騰蛟，像太監一樣架著林立果的胳膊，向上攀登。從八達嶺去十三陵的途中，江騰蛟諂媚地說：“我們這也可以說是車上‘四結義’！”
從1969年7月到1971年2月，江騰蛟曾三下廣州，為林彪糾集反革命力量。他對廣州軍區空軍的顧同舟等人說：“我們都是坐在一條船上的人，掌舵的是林立果，什麼風浪都不怕。我們坐船的人要團結，不要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如果你推我擠，船也可能翻。”他還給上海的王維國打電話，希望他把7341部隊建成林彪的“鞏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
自從他被毛澤東罷了官以後，他把全部賭注押在林彪一家，企圖借此重新發跡。
肮髒的交易，使江騰蛟成了死心塌地地為林彪服務的一員幹將。
林立果醞釀武裝政變
1971年1月24日，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宣布李德生、謝富治、紀登奎等在北京軍區任職的決定。
毛澤東的一係列行動，促使林彪、林立果加緊了政變步驟的進行。
林彪曾說：“根據目前情況，要搞一個武裝起義的計劃，政治鬥爭最終要靠槍杆子來解決。”“南唐李後主不懂得這個道理，不搞武裝鬥爭，後來當了亡國之君，後悔莫及。他留下了兩句令人深思的詩，‘幾曾識幹戈，垂淚對宮蛾’。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
1971年2月12日，林彪、葉群偕林立果到達蘇州，具體布置林立果進行秘密串聯，建立反革命政治基地的步驟。
3月中旬，林立果、於新野（空軍司令部副處長）、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周宇馳及7341部隊政治部副處長李偉信等人聚集在上海。葉群指示他們：“在上海要注意隱藏、安全。”所以他們一切都是秘密活動。
3月21日，這夥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樓房的密室裏召開秘密會議。
煙霧騰騰的房間裏，林立果正在分析形勢，他說：“目前首長（指林彪）的實力和權勢占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可能逐漸削減，文人的力量正在發展。”
“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來說，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轉化。”
“B—52（指毛主席）一貫是這樣，一會兒利用這邊力量，一會兒又用那邊力量，這樣可以保持平衡。目前發展趨勢是重用文人的力量。”
他繼續分析說：“現在首長接班有三種可能：一是和平過渡的接班，我看等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搶班，首長被趕下台；三是提前接班，辦法是搞掉B—52，實行武裝起義。”
林立果認為林彪隨時都可能被人趕下台，因此主張先下手為強，加緊策劃武裝政變，提前搶班。並傳達林彪的旨意，說：“根據目前的趨勢，首長叫先搞個計劃。”
鑒於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在座者對於林立果的說法著實有點心虛。周宇馳說：“當然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毛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反正那時首長掌權，可以由他出來說話。”
吵吵嚷嚷，最後一致認為盡量爭取“和平過渡”，同時也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林立果轉向於新野說：“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來寫。
我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指葉群）說了一下。”把草擬計劃的任務交給了於新野。
1971年3月23日，於新野起草好了《“571工程”紀要》。
《“571工程”紀要》共分九個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571工程”紀要》認為，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而B—52對我們不放心”。因此，“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以便“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或“奪取全國政權”，或“造成割據局麵”。
《“571工程”紀要》還認為：他們“經過幾年準備，在組織上、在思想上、在軍事上水平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行動時，可以“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者“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一種導彈），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來達到目的。他們在保密和紀律中強調，“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紀要》中最後說，“對泄密者，失職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