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深秋，北京已經感覺到寒冷。這樣的天氣，毛澤東基本上是足不出戶。9月27日，毛遠新像往常一樣，來到了毛澤東兼臥室的書房。擔任聯絡員工作以後，使他對毛澤東的思想活動情緒變化和身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一直在找機會反映他也就是江青等人對國家政治局勢的看法。毛澤東望著他這位精神氣十足的侄兒，用緩慢且含混不清的聲音，小聲地問道：“外麵很冷嗎？”
熟悉毛澤東聲音的毛遠新感到今天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借“天氣”來說一說鄧小平的罪過。他靠近毛澤東床邊，話中有話地說：“主席，今天外麵的風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風。”
毛澤東隨聲問道：“什麼風啊？”
毛遠新見毛澤東來了興趣，就小心翼翼地回答說：“今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
一聽是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馬上警覺起來。因為他把這件事看得很重，他認為他一生隻幹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趕走了蔣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問：“這股風刮得厲害嗎？”
毛澤東急切的目光告訴毛遠新，這是講出心中要說的話的時機了。“似乎比72年批極左還凶些。”毛遠新說道。他的話看似隨便，但講的有條理，一聽就知道是經過認真準備的：“劉少奇路線還能不能批了，主流是什麼？”
他先一二三地講了三點：第一，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開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第二，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幹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麵講得一大堆；第三，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在列舉了工業、農業、財貿等的問題後，毛遠新越講越激動，發問道：“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三項指示為綱，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外麵擔心中央，怕出反複……”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竭盡全力建造的百年工程，這是他心目中不可詆毀的長城，也是任何人不可觸摸的聖堂，更不要說企圖否定它或削弱它。毛澤東越聽越不對勁，臉色自然顯出慍怒。毛遠新的話讓他重新審視他給鄧小平的權力。當時他支持鄧小平搞全麵整頓，是基於完全肯定“文革”，隻不過也看到了它的“不足”，是想讓鄧小平克服“不足”，修複“不足”，不是讓你來“拆廟”的。仔細回味毛澤東的話，可以看出，即使他在批評江青、王洪文時，仍肯定了他們反劉少奇、林彪的“功績”，認為他們的錯誤問題不大，可以慢慢解決。這都反映了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思維定式。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言行已經超過了他允許的界限，當然不能容忍。對這個問題，敏銳的毛澤東不能沒有覺察。康生曾帶病向他“告狀”，說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現在自己的侄兒又詳細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家夥”康生說話不準，見風使舵，那麼，這“小字輩”是不會說謊的，他的話總不能不信。
他要求毛遠新：“你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一下，就說是我讓你找他們。當麵講，不要吞吞吐吐，開門見山，把意見全講出來。”
但最終毛澤東改變了這種做法，他說：“這樣吧，你先找小平、錫聯、東興幾個開個小會吧，把你的意見全講出來，講完了再來。”
當晚，毛遠新與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開了會。不料鄧小平不買他的賬，仍堅持認為：“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
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九號文件以後的評論，遠新同誌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
鄧小平還抬出了毛澤東：“昨天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怎樣，主席說對。”
毛遠新回到主席身邊，把鄧小平的不認賬添油加醋地說了一遍，毛澤東大為不快。他心中的天平開始傾斜了。
這中間還發生了兩封信的事，一封是所謂劉冰（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等人狀告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專橫跋扈，另一封是遲群唆使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林鈞萬誣告教育部長周榮鑫的信。當時毛澤東指示“先做調查，然後討論一次”。11月2日，毛澤東用鉛筆對這件事下了結論：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準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信給我，還要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