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也不相讓，拍著桌子，嚴詞駁斥：“這是根據主席批示和講話精神召開的。主席問我們討論得怎樣，有沒有結果。要我們好好討論。主席強調‘三要三不要’，我們政治局的同誌要首先做到。有的同誌認為我4月27日的講話過頭了，是突然襲擊。其實，百分之四十也沒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突然襲擊和過頭。”
李先念接著發言說：“我認為4月27日會議沒有過分，沒有越軌。主席談到‘四人幫’不要搞，但有人還要搞。”
葉劍英也批評了江青。
6月3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批評江青等人。會議空氣有些緊張，一開始，大家長時間沉默。葉劍英最後打破僵局，作了長篇發言，講了“要學馬列、不要分裂、要嚴守紀律”3個問題，他認為：今後凡重大問題，都要交政治局討論，過去的錯誤，要引起嚴重注意，不要幹擾主席。
會上，王洪文被迫作了檢討，他說江青與鄧小平的爭論，他偏聽了一方，沒有聽小平的意見。錯誤主要是他的。但他還是堅持：1973年11月批總理的會，不能因為批評江青就否定會議的大方向。
江青也不得不檢討一下。但敷衍的成分居多。她說她在4月27日會議上自我批評不夠，又有些新的不恰當的地方，要加強認識。上次會議，自己有體會。
“我還要看些材料，消化一下，再作進一步檢討。”
盡管這些人的檢討既不深刻也不情願，但卻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唯一的一次。結果是，它保證了鄧小平全麵整頓的繼續進行，也加重了“四人幫”報複鄧小平的心理準備。
毛澤東聽了鄧小平的彙報後，肯定地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鄧小平還是有些憂慮：“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毛澤東分析說：“他們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反陳錫聯。”
“政治局的同誌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鄧小平接著說。
“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毛澤東滿意地說，“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澤東的結論是：“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
鄧小平表示：“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反對的人總會有，一定會有。”
毛澤東笑笑：“那好。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6月3日會議後，江青懾於毛澤東的批評，無可奈何地提交了書麵檢查。檢查中承認：“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上是從不讓步的。”
這樣一來，通過毛澤東的支持，由鄧小平主持進行的全麵整頓，在1975年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國民經濟停滯、下降的形勢得到扭轉，經濟回升。全年工農業總產值4504億元，比上年增長119%。
毛澤東聽信讒言，轉而支持“反擊右傾翻案風”
然而，正當正直有責任心的人們看到希望的時候，形勢急劇逆轉。鄧小平的整頓計劃最終無法進行了。
1975年寒冬，毛澤東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從支持鄧小平全麵整頓，轉向支持“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態度的轉變，不能不說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毛遠新。
毛遠新是毛澤民的兒子，烈士遺孤。從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一直生活在毛澤東的身邊。毛澤東是很喜歡自己這個侄子的。毛遠新與江青的感情也比較深，叫江青為“媽媽”。毛遠新在毛氏家族中堪稱一表人才，人也聰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時正逢“文化大革命”爆發，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也成了造反派。由於其身份特殊，很快掌管了遼寧省的宣傳大權，當上了沈陽軍區副政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3年，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就是由他推薦給江青的。毛遠新坐鎮遼寧，同時遙控吉林和黑龍江，被人封為“東北太上皇”。他崇拜他的伯父毛澤東，也尊敬伯母江青。江青對這位侄兒也視為己出，十分喜歡和信任。隨著毛澤東的年齡大了，身體大不如前，說話、飲食、走路都變得困難起來。而且他總是深居簡出，現在已到了長臥於床的地步。江青萌生了一個主意，要是有個貼心人來照顧毛澤東，更重要的是能從毛澤東模糊不清的口音中聽清“最高指示”，並及時傳達出來，同時把外界發生的大事及時傳輸到主席耳朵裏去，這不是一般的身邊工作人員能勝任的，最好是主席的家裏人。但更重要的是此人必須和自己“同心同德”，江青首先想到了毛遠新，隻有他才符合上述條件。當江青等人向毛澤東提出由毛遠新到他身邊擔任主席與政治局聯絡員的建議時，毛澤東接受了（據夏潮、楊鳳城主編：《龍年之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5年9月，毛遠新住進了中南海，毛澤東的臥室新裝了一部直通政治局的電話，毛澤東與政治局的信息交流，都由毛遠新一人掌握。
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的極不正常情況，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心中很有想法，隻是為了毛澤東的健康，為了顧全大局，也接受了這個事實。正如他們所料，這位聯絡員的屁股不折不扣地坐在了江青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