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公安部的祝家耀給上海的徐景賢打電話，說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進一步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都被抓了起來。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準備當副部長的。
過了一會兒，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也給徐景賢打電話，用暗語說：“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時，王洪文留在上海的秘書肖木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步就輪到我們了。”他一說，整個上海市委的人都緊張起來，會議室一片混亂，都覺得馬上會有人來抓他們。於是，由徐景賢主持，在市委學習室裏，召開了一個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徐景賢瞪著雙眼，問大家：“怎麼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華國鋒，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其他人也同意。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兩個依據：一是張春橋的指令。張春橋在9月28日的指令中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曾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是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在這個會上，王秀珍說：“白天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說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3500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31000人分散待命。
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著說：“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才能形成一個拳頭。”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隻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他說了警備區幾個具體的人名。
市委常委馮國柱補充說：“可以把楊新亞副司令也叫來，他熟悉作戰。”
於是，他們就背著上海警備區黨委，由市委辦公室直接通知點到的幾個人，叫他們來此會合，準備一起搞武裝叛亂。
在策劃會上，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這樣可以調動工人的隊伍。這件事由我自己來辦。”
策劃會具體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決定設立兩個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徐景賢帶領負責抓總和準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徐景賢這裏發布，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來在10月9日的早上，王秀珍說那個二號指揮點裏麵有人，像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等，於是把二號指揮點轉移到了東湖路招待所。
在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徐景賢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
“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在這之前，他們已經下發了半自動步槍35000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徐景賢到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後，休息了一會兒，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給他打電話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
徐景賢答應下來，掛了電話以後，又寫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
“電台由李仁齋同誌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誌的指揮。三連由李仁齋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寫好以後，徐景賢讓秘書叫醒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他當麵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李仁齋就照手令去打電話進行布置。
在第二號指揮點，王秀珍是頭。她已經被衝動燒紅了臉，並且失去理智。她對那裏的同夥說：“中央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這是右派政變！我們要與他們對著幹，血戰到底！我們的民兵即使打兩三天也好。槍聲一響，全國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