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於8日晚上召集李彬山、鍾定棟等人，策劃製定了武裝叛亂的方案，研究製定了戰備值班的民兵、車輛、巡邏艇以及秘密指揮點。晚上12點，王秀珍、馮國柱又糾集了警備區和總工會的一大幫人，來到民兵指揮部，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準備了第一批民兵3240人和摩托車100輛，卡車100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民兵13000人，起用民兵101號艇，15瓦電台15部。秘密指揮點定在江南造船廠，因為施尚英原來就是這個廠的，另一個指揮點設在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這是王洪文和黃金海原先的工廠，有基礎。但王秀珍覺得這兩個廠目標太大，她要在楊浦區另找一個工廠作秘密指揮點。最後定在中國紡織機械廠。布置完，王秀珍又回到第二號指揮點，即東湖招待所，這是上海市委的一個招待所，王洪文回滬，總是住在那裏。
筆杆子朱永嘉在散會後，立即到《文彙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頭頭們”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消息，隻發上海自己的消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他回到寫作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下台的材料。
至此，這一小撮人策劃的武裝叛亂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那樣的話，上海就會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然而曆史並沒有按這一小夥人的意願行進。它的反革命車輪剛要啟動的時候，前麵的路早已被截斷。
10月9日是個陰雨天，細雨綿綿。
就在這一天，上海民兵指揮部緊張的戰鬥氣氛，似乎被這細雨淋濕了。這天上午9點，馬天水從北京給王秀珍打來了電話，王秀珍急切地問：“四位首長好嗎？”
不言而喻，這是指“四人幫”。馬天水回答：“他們都好，他們都好。”
“你見到他們啦？”
“他們工作都很忙，我沒敢打擾他們。他們在電話裏托我向景賢和你問好。”
通完電話，王秀珍急忙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徐景賢。徐景賢如釋重負，一下癱坐在椅子上。幾天來繃緊的神經一下鬆弛下來。上海的“小兄弟”們都一下解除了警報。上海迅速恢複了平靜。
這天零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各報都在頭條位置廣播和刊登了重要新聞，中央做出兩項決定，即建毛主席紀念堂、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上海的各報也都登載這條消息。沒有人覺察出了什麼事。甚至當這天的中共中央文件說，中共中央在10月7日做出決定，由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上海“四人幫”的同黨們也沒什麼人提出疑問，他們都說：“一定是中央在開政治局會議。”
原來，中央除了通知馬天水、周純麟到京外，10月8日，華北、華中、東北、西南幾個大區的十多位省委書記和軍區司令員奉命也趕到北京，由華國鋒主持召開了會議。大多數省委書記都表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定。馬天水起初態度曖昧，因為張春橋、王洪文已經給他許過願，讓他做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何況這幾年他的命運已經與“四人幫”拴在同一輛戰車上了。但權衡利弊，他不想跟著“四人幫”一起滅亡。後經周純麟做工作，馬天水從自己的前途考慮，還是選擇了配合中央的策略。他按中央的意思給上海的王秀珍打電話，是要穩住上海的局勢。10月9日晚上，馬天水又一次給上海掛電話，轉達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要徐景賢、王秀珍明天上午來京開會。
徐景賢、王秀珍不是沒有疑惑，他們在出發前，又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北京消息，終於知道“四人幫”真的被捕了。可馬天水怎麼還能自由活動，難道他是在騙我們？
可是不去北京那分明是跟中央分庭抗禮，無論“四人幫”結局如何都沒有好下場。於是他們決定還是去北京。臨行前，他們對下邊的人說：“做最壞的打算！如果我們去了以後，兩三天沒有消息，你們就決一死戰！”他倆把工作交代給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三人。
“一到北京就給我們打電話！”留在上海的王少庸、馮國柱等心情十分不安，因為他們平時沒有負這樣大的責任，一時很難應付上海可能發生的事。
一到北京，徐景賢和王秀珍明白了一切。他倆幾次給上海打電話，要“家裏人”等一兩天再說，他們知道自己的末日可能很快降臨。10月12日，政治局全體成員接見了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和王秀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表示理解了中央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