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指導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許多老幹部不能恢複工作，舊的大量冤假錯案不能平反，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門又製造了新的冤案，給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設置了嚴重的障礙。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工作會議，初步總結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來的工作，並部署了當年的工作任務。
3月14日，華國鋒發表長篇講話，在講話中繼續宣揚“兩個凡是”的方針，強調必須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中央確定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是經過反複考慮的。在談到當前思想政治動態時，華國鋒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華國鋒還對天安門事件發表了意見：“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製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過，這時候，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問題發出過通知，應該說，這方麵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有少數人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把群眾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來，甚至點名公開攻擊中央負責同誌，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的同誌應該警惕‘四人幫’餘黨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為了論證不能急於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理由，華國鋒在會上說：“對鄧小平同誌過去的功過，毛主席早有明確的全麵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應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誌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做出決定，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
華國鋒和汪東興對鄧小平的壓製，遭到黨內許多人的反對。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誌總不會害怕他吧？他參加了政治局，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
李先念立即表態同意，但華國鋒仍然不吭聲。
在這之前，大約粉碎“四人幫”的第六天，葉劍英就派兒子葉選寧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對葉選寧說：“請幫我捎三句話給葉帥和華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1977年7月21日，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官複原職，重新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四項職務。
“兩個凡是”與“真理標準”的交鋒
“官複原職”的鄧小平並不滿足，他要將他認定的思想和原則發揚光大，這就不能不與華國鋒代表的思想體係發生衝突，集中到一點就是“兩個凡是”。
所謂“兩個凡是”，取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這篇文章中說：“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從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這個社論所表述的思想，後來被概括為“兩個凡是”。它反映了華國鋒等人的一貫主張。這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繼續強調“兩個凡是”的思想，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在解釋鄧小平問題和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說：“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