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地想一想，提出“兩個凡是”，有其現實的政治目的，這主要是為了樹立和加強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權威，鞏固這個權威的合法性依據；另一方麵，以此來回答黨內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複鄧小平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
現在，鄧小平已經複出，天安門事件也已平反，關於“兩個凡是”的論爭又擺到了桌麵。其實，在鄧小平4月10日寫給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的信中已經暗示過：“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24日，鄧小平又明確地在講話中批評了“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鄧小平特別強調：“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誌那樣對待這個問題。”
這是鄧小平幾年來在台上台下主要思考的課題，涉及到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和怎樣才能高舉毛澤東旗幟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蘊含著如何對待毛澤東晚年錯誤、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兩個十分敏感的內容。多數人對多年來的過頭宣傳的極左思潮心生疑問，但大膽地講出也缺乏勇氣，或者覺得未到氣候。鄧小平說出了人們想說的話。
由“兩個凡是”引出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在中國繼續前進中的思想分歧。
當然，批判“四人幫”應該作為一個批判的前提，但僅僅這樣還不夠。不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認識，就跳不出“左”的思維定式，就不可能擺脫思想羈絆，大踏步前進。
其實在民眾和理論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銳者。他們早已對“兩個凡是”不滿了。
1977年8月，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討論會。會上，《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結識了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兩人很談得來，分別時王強華約胡福明為《光明日報》的哲學版撰稿，但沒有出具體的題目，讓胡“有感而發”。
胡福明很是認真，將自己思考已久的問題寫成了兩篇稿子，投寄王強華。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左”的錯誤的，另一篇是闡述真理標準的，題目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光明日報》看中了後一篇，並對其進行了修改加工，寄還作者同意後，準備在該報《哲學》專刊第77期發表。
打出清樣後，第5次改樣題目定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由馬沛文、王強華定稿後拚在《哲學》專刊大樣上。1978年4月初，這篇文章的大樣被送到剛剛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手中審定。楊西光原為上海市委書記兼複旦大學黨委書記，是中央黨校複校後第一批高級班學員。他同黨校《理論動態》的孟凡是華東野戰軍的戰友，私交甚密。楊西光到黨校學習後，二人來往就多了。由於孟凡的引見，楊西光兩次到胡耀邦那裏，後來還參加了胡耀邦組織的實踐標準的討論。剛從中央黨校學習結束的楊西光，一下子就感到了這篇文章的分量非同小可。他感到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決定繼續修改，放頭版發表。
大約4月10日，楊西光知道中央黨校孫長江也在寫同一主題的文章。楊西光通過吳江（中央黨校臨時黨委委員、哲學教研室主任，實際上是胡耀邦在理論上的主要幫手）和孟凡，邀孫長江到《光明日報》，幫助他們修改加工那篇稿子。孫長江回中央黨校後，吳江對他提出：“盡量把兩個稿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見。”吳江也看了《光明日報》那篇稿，認為寫得很有勇氣，但聯係實際不夠，分量不夠。
修改的主要要求和目的是增強現實針對性。恰在這時，原作者胡福明來北京參加理論討論會，報社便請他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一起討論修改那篇稿子。4月13日晚上，《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裏燈火通明，談笑風生。楊西光、胡福明、孫長江、馬沛文、王強華聚在一起。談起修改稿子的事。最後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
胡福明在北京改稿，於4月15日把改好的稿子送到《光明日報》，就回南京去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幫”的內容，但總的三段式結構沒有變化，那天晚上大家議論的意見也沒有寫充分，於是馬沛文和王強華又修改了一遍。楊西光約孫長江完成對這篇稿子的最後審改，把大家討論的意見都補充進去。與此同時，孫長江還將題目改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小小的改動，將文章的主題大大深化了。這期間，胡耀邦對此文提過多次意見，孫長江都認真吸取。楊西光要求5月1日之前一定要定下來，不能再拖了。
就這樣，這篇文章先後10易其稿，曆時7個月，終於定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