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為標誌，以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公開支持為轉機，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陳雲發言突破華國鋒的框框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召開過一個工作會議。這個會開得很長，一個多月，從1978年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比原定20天的會延長了許多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與會者關心真理標準的討論，這不僅關係到理論上的爭論，更關係到新時期的思想路線、四個現代化的前途問題。這個會本來是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
在這次會上，許多同誌指責《紅旗》雜誌、中宣部不表態，引起了國內思想混亂，外國人對局勢的猜測。要他們表示態度，他們遲遲不表態。在會議的第一階段，首先提出問題的是陳雲。他的發言是以實踐標準分清是非的重大突破，改變了會議原定的進程和方向，起了決定性作用。本來，會議一開始的時候，華國鋒到會並主持會議，他要求會議議論三個問題：一是如何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可以說這都是些經濟問題。
會議的第3天，也就是11月12日，陳雲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會議。
這個組的召集人是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恩茂。陳雲到會後問他們：“你們敢不敢將我的發言一字不落地上簡報？”
兩位省委書記都很尊敬陳雲，一齊說：“當然可以。”
於是陳雲就作了《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的發言。其中談到，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麵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陳雲提出了迫切需要解決的6大問題。這6個問題是：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陶鑄同誌的問題，彭德懷同誌的問題，“天安門事件”問題，康生的問題，等等。
陳雲所提的6個問題，都是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因為他提出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重大案件，當年都經毛澤東同意、支持或批準的，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文革”中或“文革”前，現在予以糾正勢必涉及到毛澤東，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有些還不能都推到“四人幫”頭上。
11月13日，蕭克在發言中還要求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這一天，其他組的同誌都認為陳雲所提問題是當前幹部群眾議論最多、關係全局的問題，在宣布工作重點轉移的時候，中央應該給予解決，這樣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西北組的同誌認為，這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央不正式表態，幹部群眾有抵觸情緒。這個組的胡耀邦發言讚成把“文革”中遺留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這關係到安定團結，關係到實事求是的作用，關係到維護毛主席的旗幟。
後來，各組聯係自己地區的情況，提出更多要解決的冤情：武漢“七·二○”事件，上海的“一月風暴”問題，四川的“產業軍”問題……與會人員還提出，鄧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麵整頓工作是完全正確的，中央應給予充分的肯定，正式為所謂“右傾翻案風”問題平反。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會議宣布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一些重要領導幹部平反的決定，其中包括為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銷中央過去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為薄一波等所謂61人叛徒集團平反，為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等等，這些決定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
當這些決定宣布的時候，也有一些人有顧慮，認為這樣過於輕率，影響不好，有礙於安定團結。但他們的意見立即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胡耀邦專門找他們中的一些人談話，非常嚴肅地說：“在這個爭論中你們錯了，你們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你們過去在思想上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受到優秀人物的影響，也受到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例如康生、陳伯達、江青的影響。你們犯錯誤的思想原因我看有三條：一是脫離實際。康生、林彪的思想是天馬行空，靠所謂的天才腦袋。你們把自己放在小籠裏，不與人來往，不搞集體創作，隻看兩種東西，馬列著作，還有什麼材料。第二，你們中了康生、汪東興同誌做公安工作的職業特點的壞的方麵的毒，疑心特別重，看文章不看整個傾向性，搞什麼‘看背學’，總是從字裏行間去找什麼東西，壞極了。第三，知識分子的孤傲、自我欣賞。自以為自己馬列主義多，別人家不行。理論工作聽不到反對意見，聽不到群眾呼聲，就沒有希望。你們的檢討也寫不好，為什麼不找人商量，就那麼自信？我看你們犯錯誤，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勢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