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後，毛澤東與尤金再次提到高崗的私生活和與蘇聯的關係：“高崗是沒有道德的人，想要奪權……他說他接近一個神秘人物張門遠（音譯），使張成為他自己與蘇駐沈陽總領事之間的聯係人。”
這次談話是5月25日，也是毛澤東與尤金最後一次談到高崗事件。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由鄧小平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通過了開除高、饒黨籍，撤銷黨內外各項職務的決定。不久，饒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由公安部逮捕審查。
毛澤東在會議的開幕詞和結論中，總結了高、饒事件的教訓。
毛澤東指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麵，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製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麵。
……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麵發展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還指出：雖然高崗、饒漱石之間沒有訂立文字協定，但是他們的思想、目標和行動是一致，說明他們不是兩個互不相幹的獨立王國和單幹戶。後來，薄一波概述了幾個事實：一、饒漱石一向被認為是尊重劉少奇的，可是在高崗發動“批薄射劉”鬥爭時，他卻另辟一個“討安伐劉”的戰場予以配合。他後來承認：“我不否認我們兩個在行動上、目標上都是反對少奇同誌”；二、關於“名單問題”，毛澤東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單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崗、饒漱石兩人。他們會上會下廣為傳播這份名單，造謠惑眾，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崗推薦的幹部，饒漱石一概同意；高崗反對的幹部，饒漱石一律排斥。饒漱石還說，今後中組部要以原東北局的組織部長為核心。四、饒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兩次找毛主席，要求保護饒；高崗問題被揭露後，饒也為高申“冤”。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說：“這裏講一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這顯然是指高崗與蘇聯超乎尋常的密切關係。此時中蘇兩黨的關係已大不如前。
毛澤東曾設想，在高崗檢討完之後，對他的工作還要給予適當安排。因為高崗在黨內也算是個老資格了。戰爭年代，他在西北、東北都為黨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後，他主持東北工作期間，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表揚過他。毛澤東讓一位中央負責同誌找高崗談話，想讓他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是話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葉子龍把這事報告毛澤東時，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說：“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毛澤東向來認為自殺隻能說明問題的性質變了。而且他一直認為，對於一個人來說，自殺不是什麼本事，而是軟骨頭的行為。他看不起軟骨頭。
有人說高崗比較仗義，實際上他特別喜歡拉幫結派，比較庸俗。“三反”
“五反”運動中，各地都在打大大小小的“老虎”。而高崗，真的打死了一隻東北虎，裝箱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
毛澤東看著那隻碩大的老虎，說了句：“這個高麻子啊！”然後讓人把虎抬走，他不要。
過去，毛澤東對高崗起碼不反感，有時甚至信任有加。對於高崗的很強的權力欲，毛澤東早就知道。但他認為“高麻子這人能幹事”，因此並無過多計較。
毛澤東也指出受高、饒影響犯錯誤的同誌與高、饒是不同的。高崗、饒漱石是壞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應堅決打倒，清除出黨。
總之，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
事後證明“潘、楊事件”是一個冤案
作為一個例外，上海有個受饒漱石牽連的案子是“潘、楊事件”。潘即潘漢年，上海市副市長；楊即楊帆，上海市公安局長。
潘漢年，1906年生於江蘇宜興。1925年他離開家鄉到上海謀生，在中華書局當了一名助理編輯，並由此投身革命。1926年末，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創辦《革命軍日報》，邀請潘漢年來當主編，南昌起義後他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上海，潘漢年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把左翼作家組織起來，並擔任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以後周恩來領導的“特科”成立，他在其中擔當了重要角色。1933年夏，潘漢年調任蘇區中宣部副部長，由於他在上海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又被派往十九路軍秘密談判，謀求抗日反蔣；1934年由於“福建事變”失敗，他被迫退往香港，不久取道上海重回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