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廣昌保衛戰的失利，使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的“短促突擊”“堡壘對堡壘”的戰術宣告破產。紅19軍團和守備14師，從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廣昌與蔣介石的11個師，激戰18天，以損失5500多人的代價，以廣昌失守而告終，全體將士含淚帶恨撤離廣昌。
廣昌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要衝，中央蘇區主要的門戶之一，地處幾條要道的彙合點，南通寧都、石城，是守衛蘇區的要衝。廣昌失守使一向沉穩自居的軍事顧問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著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時地望一眼建築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紅軍總部特意為他修建的，中國人也許為了他工作方便，也許是為了他生活得更舒適些。記得他剛到蘇區時，他住在這幢房子裏是那麼的誌得意滿。這位倔強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當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派遣，隻身一人，通過種種險阻，幾經輾轉，踏上蘇區這片土地時，他那蓬勃的夢想便在蘇區這片土地上發芽了。他要把在德國沒有實現的夢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實現，他覺得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不顧毛澤東主張遊擊戰術的建議，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壘戰術。在保衛巴伐利亞共和國時，那一年他才19歲，慘烈的巷戰，使19歲的他變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與火的經驗在中國會行不通。
第五次反“圍剿”幾個月下來，使他吃到的不僅是苦果，還有比苦果難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這種心情使他煩躁不安，他時常想發火罵人，可又衝誰發火呢？最高“三人團”中，博古在他麵前總是謙遜小心的，對他的戰術思想從來都是推崇備至，從沒提出過任何異議。周恩來雖對他的戰術打法提出過不同的見解，可他們最高“三人團”決定的事，周恩來又總是勤勤懇懇地去執行。對中國這樣的合作者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難道去指責那些紅軍戰士？他走過許多國家，參加過無數次戰役，他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英勇的戰士。在前線他曾親眼見過，手執梭標、大刀的紅軍戰士，呐喊著衝向敵人，他從沒懷疑過紅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
可敵人卻在一天天地向前推進，蘇區的土地卻在一天天地縮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各千裏，縮小到如今的僅300裏。此時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惱。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7月的瑞金，到處是金燦燦的一片，即將成熟的稻田在微風中蕩漾，到處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壞著的卻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麗”牌香煙，順手折斷了一根稻稈，信手放在嘴裏嚼著，一縷苦澀的汁液流進了他的嘴裏，他卻渾然不覺。
他又想到了剛剛結束的“三人團”的碰頭會，在博古和周恩來麵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靜下來。早在第四次反“圍剿”之初，被剝奪了軍事權利的毛澤東，以蘇維埃主席的名義，多次建議他用遊擊戰術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計劃。他不僅沒有采取毛澤東的計劃，相反更使他堅定了自己的戰術：短促突擊，以堡壘對堡壘。直到這時他想也許毛澤東是對的，可他又不想承認這個事實，這一想法，無疑影響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團”的會議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隊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的想法，這一想法一經提出，立即引來了一陣沉默。博古不解地望著他，周恩來則低頭沉思，這瞬間的沉默，使李德有時間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於是他很快說出了自己的想法。這支隊伍插到敵人後方，不僅可以牽製一部分敵人，當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緩解敵人對蘇區的壓力。另一方麵，事到如今不能不為紅軍的後路著想。萬一這支部隊在敵人後方有了更大的作為，建立一片新蘇區，不能不說是李德在戰術上的一次勝利。第三種想法是博古和周恩來幫助完成的，周恩來首先提出這支部隊要以抗日先遣隊的名義，一來可以贏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對蔣介石隻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個壓力。
在這之前，瑞金已經收到了皖南地區幾個縣農民暴動的消息。最後最高“三人團”一致同意，這支部隊應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一方麵宣傳抗日主張，一方麵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據地。這也是最高“三人團”對外的一致口徑，對這支隊伍他們心裏清楚，這是一支投出去的問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鳥的隊伍。這支部隊是否成功，關係著他們醞釀已久的計劃——紅軍大部隊的轉移。博古提出讓7軍團擔負此次任務，對他的這種提法，李德和周恩來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於是，紅7軍團，在1934年的7月初從福建的連城奉命趕回瑞金。7軍團剛趕回瑞金時，由於在東線執行猛烈的短促突擊的戰術，使這支頑強苦戰的部隊損失到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戰士，他們甚至沒有武器，他們肩扛梭標，風塵仆仆地回到了瑞金，從軍團長到戰士，他們隻知道要領受一項新的任務，但具體是什麼任務，他們卻並不清楚，但他們渴望戰鬥、渴望勝利的心情卻是一樣的。